吴虹飞，侗族，2004年起任《南方周末》报业集团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同时进行音乐创作。　　
　　“幸福大街”乐队主唱、作家、著名记者……她的身份多变，他的视角独特，她的人生更是精彩得多。

　　《名流:吴虹飞访谈录》是《南方人物周刊》新锐记者吴虹飞第三本访谈录。《名流》将给读者带来什么？海岩、赵涛、郑钧、还是艾未未、阿来、慕容雪村？还是，只是吴虹飞？《名流》依然延续吴虹飞一贯的思考和手笔，将各路名流一网打尽，毫无疑问，是一份关于历史、文字、艺术等领域在这个时代最真实的底稿。

　　人物报道在新闻教程中并未单列成章，但在新闻采访中它却是重中之重。它能有效地解释新闻为什么发生，因为人是新闻的主体，是事件的动因，把人物为什么要做说清楚，也就能把事件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所以，一个好记者也应该是个好的人物报道记者。在本书中，吴虹飞试图通过对话的方式来探寻名流们的内心世界和思想版图，在追问中逼近人物，更大程度地接近真实，从而为人物报道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范式，值得一读。
　　——《南方人物周刊》主编　徐列
　　从业十来年，我才真正体会到人物报道是所有新闻范式里最难写好的一种，非难于表达，而是难以展示或者穷尽内心。
　　相比于前两本人物对活录，这一本集子更能看出吴虹飞的野心，除了呈现人性力量，她还试图拓宽人物报道的外延——其人其事所昭示的特殊价值。吴虹飞所选人物多在人文文化领域，其目的也是为丰富文化报道手法作一些有价值的尝试。
　　——《中国新闻周刊》执行主编　陈海
　　一个敏感甚至被认为有些“神经质”的人，可能不是一个合适的日常交往对象，但这种敏感，却是优秀记者的基本禀赋。我觉得，阿飞姑娘就是有这种禀赋的人。所以，读她的报道，尽管有时会让你觉得她的发问、个别地方的行文方式，让你无法认同，但却往往吸引你读下去，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看天下》执行主编　林楚方

　　海岩：造星者的诉说
　　“金钱的作用很大。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
　　1998年，海岩在锦江饭店北方公司游泳比赛上拿到冠军。那一年他已经44岁了。那天比赛，其实他是作为公司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的，突然停电了，偌大的体育馆顿时热气蒸人。“实在是热得受不了了，我说谁给我找个游泳裤吧，我也下去游两下算了。”这一试，就是冠军。“我们是大公司，各路参赛的小伙子们都是提前组队，训练了好久，都想有好的表现，根本不会有谦让一说的。”
　　《北京青年报》登出了他的照片，“同时那一版登了3张照片，一个是我得冠军的，还有一个是乔丹的，还有一个是罗纳尔多的。”他说：“敢情我就是一个四肢发达的运动奇人哪！”
　　海岩刚出1米7的个子，当年是北京劳改局篮球队的，还参加过北京市公安局的游泳队。这些大系统的运动队差不多都是专业级的，要脱产训练。“我在原单位人的印象当中，就是一个打球的。领导找我谈话，都是劝导我，你是不是该学点文化了？你也不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一辈子！”
　　写《便衣警察》的时候，海岩已经当了处长，做了十五六年的公安了。据说，他后来一年写80万字，不管好和不好，这已经让人瞠目。还听说他一边写一边哭泣，记者求证时，他说道：“有过，但那种时候少。”
　　“我是百工里面的匠才。”海岩说，“写小说也好，做警察也好，打篮球也好，游泳，装修，干一行爱一行。过去我们是海军航空兵，我是地勤，做电器员修理电机，每天都动手，跟电工打交道，复员回来还做过汽车修理工。”
　　●“我在昆仑饭店是一把手……”
　　“有一次单位让我到一家机关自办的小饭店里帮忙。那饭店经理看我年轻又勤勉，刚好手边又缺人，因此向机关要求让我多留几天，冒充值班副经理搞搞接待，结果一留留了15年整。我当时本来就是临时借调充充数的，没想到后来竟假戏真做当上了全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会长。”
　　刚到昆仑饭店的时候，国内基本上无人懂得酒店管理，那时甚至没有酒店这个说法，都是招待所。管理昆仑饭店有好几批人，有留学回来的，瑞士的、洛桑的，也有美国的、英国的，还有日本的、上海的。国企内部很多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和人事关系，他要面对的是：内部原来积累下来的矛盾、人事问题以及体制冲突。
　　“当时不光财务，我还管人事、销售和客务、客房、餐厅，还有综合服务、市场部……内部矛盾大也罢了，总经理是美国人，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矛盾很深，美国人走了，上海人来管，北京人和上海人之间又有很大的冲突，天天像吵架一样。
　　“比方说，一个客房里面，卫生间厕所的这个门是应该开着、关闭的，还是半开的？有的人说，肯定是关着的，哪能客人一进来就看见一个恭桶呢？也有人说，厕所是要通风的，关住了会有异味。还有人就说，应该是虚掩着的。这就能吵个半天。
　　“过去认为酒店出售的是什么呢？出售的是床位，出售的是餐室，后来呢，出售的是服务。现在更流行的，酒店实际上出售的是一位文化、一种品位。”
　　海岩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讲课讲的是旅游管理，他对记者侃侃而谈：“酒店，尤其是高星级酒店，能成为国家的窗口，而且是上流社会的温床。
　　“我们国家也是有上流社会的。不是有钱就可以做上流社会，我们理解的上流社会，就是一帮统治阶级、寄生阶级的骄奢淫逸，其实不是这样的！上流社会自有他的道德规范，喝茶有喝茶的规范、抽烟有抽烟的规范。递一个名片、握个手、吃饭擦嘴也有规范的。如果当众擤鼻涕，或者说抠鼻腔，这肯定是不尊重他人的对不对？礼仪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
　　“我在昆仑饭店一直是一把手，我从一家店做到现在30家店，从一千人做到一万人，最早跟着我的人，慢慢都从连长当了团长，从团长到了师长，从师长当了兵团司令，都在事业上有了很大的提升。
　　“你要知道，国企是很复杂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我能够在一个岗位上干20多年，并且把我所有的部下、把所有跟着我做的人带起来，这其实并不容易。”
　　●“写纯粹的爱情”
　　他对琼瑶、金庸都不以为意，因为自己就是通俗小说的大作家。他笃定认为：“人之初、性本善”。人们都是向往美好事物的，比如纯粹的、没有交易关系的爱情。“其实我主要是描写人性最原始的光辉。”
　　“一个人可能很奸诈、很狡猾，但他交朋友肯定不乐意交奸诈和狡猾的人。一个人整天吊儿郎当，在外面找情人，可是找老婆不会也找一个烂货，不可能的，人总是渴望得到好的东西。
　　“现在文学界，流行写丑的、写边缘、写极端，以暴露、以批判为己任，或者写一种虚无。文学不完全是揭露，让你认识生活，同时也是让你善良，让你认识美，抚慰你的心灵。
　　“其实写美是很难的，因为美容易让人家觉得矫情，让人抗拒。我的作品大部分的读者还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更抗拒了。他能够看进去，我认为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
　　“大家觉得讲故事的小说没劲，层次比较低。可是，你把中国的作家挑出来，有几个会讲故事的？我们的电影、电视剧，瓶颈是故事，对吧？你像前几年几部大片，张艺谋的、陈凯歌的、冯小刚的，技术上完全可以进入到世界商业电影的台阶了，被诟病的就是故事啊！”
　　但是讲故事的才能从哪里来呢？
　　“讲故事说到底，一个是作家讲究感性，非常感性，另一方面，你要把一个故事讲好，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把千头万绪的东西理得很清楚，怎么抽丝剥茧，一层一层地铺展开来，然后再收得住，整个的布局谋篇要有一个规划和统辖。很多作家，天分上是不够的，他有感受，但是做不了理性的控制。可能我这些年从事行政组织工作，对理性思维有帮助。”
　　写作是海岩的意外收获。“他们老以为我是一个处心积虑的人，说我都是想好了，外界需要什么，我就给什么，我完全没有。老百姓希望大团圆，我从来都是写悲剧的；老百姓需要情节性很强的，我的节奏很慢。我喜欢什么就是喜欢什么。”
　　“换一个时代，我也这样写。”
　　●“与其改造社会，不如改造自己”
　　海岩说自己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童年时期，父母被造反派隔离，他10岁辍学，开始独立生活。他不敢上街，怕被人打，15岁参军。他的少年时期相当内向，并且易怒、暴躁。
　　他选择变成一个好人和某种英雄主义的情怀有关。“我慢慢地由于生活中的不顺利，产生了一种宿命的情绪，就是说人不胜天，整个的社会和自然界太强大了，个人的愿望、个人的努力都是很渺小的，与其花一些无用功去改造社会，不如去改造自己。”
　　他是识时务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历史上就是受压抑的，到现在也没有到外国知识分子那种地位，中国因为是官本位制、金本位制，所以文人的地位基本上是不高的。”他做了很多年昆仑饭店的老总，这样，他还可以为他的作家朋友买单。
　　吴虹飞：你经历过很多事情，最后也没有变成一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你是怎么变成一个心平气和的、对唯美的一个描述者呢？
　　海岩：做一个善良的人，有可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吃亏，我就吃了很多的亏啊。你会有两种出路，一种你要改变自己，你也要以恶对恶了，还有一种，你可能认了。
　　这个历程，也还是挺挣扎的，想做恶人，也要胜任的。让你抢银行，你那个心理素质就不行的。当你把善作为一个人生准则、当成一个习惯的时候，你要改变它很难的。我觉得好人应该建立一种做坏事的心理障碍，当你做恶事的时候，你会有心理障碍。比如说你憋了尿，厕所很远，你就在当街尿，你就尿不出来了，因为你没有这个习惯。你即使做了坏事，因为种种利益的驱使，但你内心的这种压迫老是重压着你，终有一天，你受不了这个重压，你要去补偿。
　　吴虹飞：你有没有宗教信仰？
　　海岩：我没有宗教信仰，我是共产党员。但是共产主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远景，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和谐、世界大同，它其实和很多宗教所追求的极乐世界是殊途同归的。我对宗教是很喜爱的，作为一种学说、一种思想。比如道家、佛教、还有基督教都是劝人向善的。你做善事未必现在就有报答，也许未来会有。
　　吴虹飞：你会相信这个吗？
　　海岩：我不完全相信，可能我们受到的科学教育太深了。但是，关于人是否有灵魂，灵魂是否不灭，是不是有来世呢，都是不太完全确认的。我只知道，从常理来讲阴阳是平衡的，善恶也是平衡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在多数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情形。
　　吴虹飞：你相信你自己写的小说吗？
　　海岩：不相信，只是心向往之。
　　吴虹飞：你怎么看待金钱？
　　海岩：金钱的作用很大，这个时代，大部分的恶都是金钱弄出来的。和过去不一样，过去可能就是权力，或者说某一种荣誉啊，现在主要是金钱。你看所有的光鲜亮丽的事物背后，只要是在利益空间比较大的地方，都是有黑幕的。金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主角，男一号兼女一号，它的推手太厉害了。
　　吴虹飞：你觉得通货膨胀对爱情会有影响吗？
　　海岩：……
　　吴虹飞：你和出版商、投资人、娱乐圈打交道，看起来游刃有余。
　　海岩：其实我做的工作和我的个性是相悖的，比如我在政府机关、在警察机关、在企业，那就是要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这是一种后天的磨炼、生存的需要。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选择，我想选择一个自己独立的工作，不现实。不像现在，社会给大家提供了机会，我想当个画家，我画就行了，我想当个作家，我写就行了。那时候国家统一分配工作，你自己当作家、当画家不现实的，你什么都没有，劳保、医疗、住房，等等，你自己解决不了。
　　吴虹飞：体制对才华有遏制吗？
　　海岩：其实遏制得很多的。要是我一开始就做小说家，可能成就会大些吧。我大量的精力，最美好、最旺盛的时候都是贡献给了机关工作啊、警察啊、企业管理啊，每天16个小时在上班，占去了你90%的精力。
　　我觉得，好像受我益的比较多，包括我的演员，我受他们益的也有，但是互相受益，平衡一下，我可能付出的更多。所以算命的也说，可能我是上辈子做了恶，伤害了不少人，这辈子就是要还给很多人。所以只能问耕耘，不问收获，下辈子可能生而有福吧。
　　吴虹飞：出演你电视剧的演员，很容易就红了。
　　海岩：其实选演员的时候，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说投资方要求主要演员要跟他签约，而我们看中的演员都有约了，都有公司、经纪人，就很复杂，或者他的片酬比较高，或者又有一些其他的戏，结果都不能用。
　　你看我用的演员多是新人。可能他们个人在第一部戏上表演能力、气场并不够。公平地说，我剧本的角色，对演员帮助更大一些。
　　海岩穿质地很好的西装，待客的地方有上好的茶水和古典书籍。他是自信的，只有在照相的时候，他露出了微微的紧张。而后来，他也承认了：他是一个没有安全感的人。
　　他和荣辱富贵紧密相连，到现在他更愿意独处，他和动物相处得非常好，并且以他们为荣。“动物对爱的回报是最直接、最本能的。”
　　他有时也是孤独的。
　　“当你一个人空虚寂寞时西瓜也许是你最好的发泄。你可以用刀割它、削它、砍它、劈它，同时你可以发泄自己，高声喊：‘我杀瓜，我杀瓜，我杀瓜啊！’”
　　他的生活是“被动”的，“命运都是被动的，工作都是组织安排的。”他一生当中，“几乎没有主动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事。”
　　吴虹飞：写东西呢？
　　海岩：写东西？这算事吗？我在地摊上看到那么多人写的东西，我想我不会写得比他们更烂。
　　多年前，公安处的海岩拿着他的第一部小说《便衣警察》去找已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退休的前总编严文井，严文井建议海岩寄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他果然投了过去，却音讯全无。他自行找了过去，却发现自己的稿件，厚厚的，却连打开都未打开。他开始劝编辑打开来说：“请你读一下第一章的前几段就好。”
　　当时华国锋出访日本，国内出版部门印了一本新闻画册，这样紧急的政治任务也是半年后才印好，以至于画册送到日本的时候，日本还以为华国锋又访问了一次日本，而《便衣警察》的出版速度远超过了华主席。到了后来，他的长篇《舞者》，从动笔写第一个字，到卖出30万册，仅用了7个月时间。
　　“现在，一夜暴富的人、一夜成名的人太多了。你看超女、快男，你看北影这几天在招生，人多极了，可是能成功的是少数。
　　“我其实很少主动地去想达到一个什么目的。有时候，年轻人问我人生理念或者处世哲学，我说信天命、尽人事，对你们这个年龄来说，可能嫌悲观了。你不把眼前的事做好，这么一点点的积累，你哪有未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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