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 开国之君：太祖与太宗<br> 试论宋太祖朝的用人<br> 太祖一朝，是宋朝的开国时期。在太祖时期，奠定了结束五代分裂局面、重新恢复统一的基础，并且拨乱世、反之正，结束了五代的混乱局面，建法立制，使社会走向安定。有宋一代的法律、规章，多确立于太祖朝，宋人所谓的祖宗之法，主要是指太祖朝的法度。本文企图通过对太祖朝用人的研究，探讨太祖时期由乱致治的为治之道。不当之处，敬候指正。<br> 宋太祖赵匡胤，虽然出身武将之家，生于五代乱世，但从小即学习经史。“辛文悦，后周通经史里儒，太祖幼尝从其学”。后来，他当了后周的禁军将领，仍然喜好读书学习。《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称《长编》）卷7载，赵匡胤“性严重寡言，独喜观书，虽在军中，手不释卷。闻人间有奇书，不吝千金购之”。显德五年（958年）周世宗征淮南得胜，班师时，赵匡胤用车装了数千卷书运回开封，周世宗问他：“卿方为朕作将帅，辟封疆，当务坚甲利兵，何用书为?”赵匡胤回答说：“臣无奇谋上赞圣德，滥膺寄任，常恐不逮，所以聚书，欲广闻见，增智虑也。”世宗大为赞赏。五代之时，战事方殷，时君右武，武人得志，不屑向学。身为武将的赵匡胤，却重视读书学习，以求增广闻见与智虑，在芸芸众将中，识见高出一头。他能够取后周而代之，不是偶然的。<br> 赵匡胤即位后，便竭力提倡文治，推崇儒术，以改变五代重武轻文的风气。<br> 太祖重视学校（国子监）的建设，“每舆驾亲临，以观其役”。他得知国子监集诸生讲书，甚喜，遣使赐之酒果，并说：“今之武臣，亦当使其读经书，欲其知为治之道也。”太祖常幸秘书省，召管军官观书。太祖还曾对他的主要辅臣、读书不多的赵普说：“卿苦不读书，今学臣角立，隽轨高驾，卿得无愧乎?”赵普由是手不释卷，太祖也因是广阅经史。在太祖的鼓励和倡导下，宋初文臣武将读书学习，蔚成风气。流风所染，武将也常喜显示自己读过书。如不识字的武将党进，一次朝班，厉声日：“臣闻上古，其风朴略，愿官家好将息。”仗卫掩口，几至失容。后左右问之日：“太尉何故忽念此二句?”党进日：“我尝见措大们爱掉书袋，我亦掉一两句，也要官家知道我读书来！”<br> 为改变五代重武轻文之风，太祖时有意压抑武臣，优待文臣。对于武臣，多设等级，“责其边功，非有奇功殊勋，无因超越，故文臣正郎、员郎各止于三转，而武臣正使、副使必各九转”。虽然“武臣莫尊三衙”，但“见大臣必执梃趋庭，肃揖而退。非文具也，以为等威不如是之严，不足以相制”。三岁郊祀，士大夫皆迁秩。州郡公使钱、酒，专馈士大夫人京往来与之官、罢任旅费，所馈之厚薄，随其官品之高下，妻孥之多寡。只有文臣可为的馆阁之职，待遇和升迁均十分优待。馆职到馆一年，理通判资序；三年，理知州；已系通判者，二年理知州。开升不用举主。又以文臣知州、通判、典军，以荡涤五代武人之跋扈。故《宋史》卷439《文苑一》的前言说：“艺祖革命，首用文臣，而夺武臣之权，宋之尚文，端本乎此。”太祖还多次说过，宰相须用读书人。太祖一朝，右文抑武，开始扭转了五代重武轻文的局面。 <br> 太祖右文，重用文臣，具如上述。马上得天下，而不能马上治之，这是汉初陆贾早已讲明了的。宋太宗赵光义也说过：“王者虽以武功克受，终须用文德致治。”但是，这仅仅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文臣有文学之臣与吏治之臣的不同，虽然两者都是读书人，但侧重和擅长却不同。仅仅用太祖右文，还说不清楚太祖一朝的用人之道。太祖提倡大臣读书，是要他们“知为治之道”，提高吏治才干的；而他重用的文臣，也多是精通吏道的人。<br> 下面，先考察一下，赵匡胤在后周为大将时，幕府的几个幕僚情况如何。<br> 赵普，是赵匡胤的心腹谋主，人宋后成为他的主要辅臣，号称开国功勋第一人。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赵韩王六世小谱》和《宋史》本传载，赵普出身于小吏世家，从小学习吏事，以吏道闻，但早年读书不多，学识不广。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赵匡胤在滁州遇到任滁州判官的赵普，赵普在治狱中表现出吏治才干，匡胤与其交谈后非常器重他，不久便收入自己的幕府。<br> 沈伦，显德初，进入赵匡胤幕府。入宋后，开宝六年（973年）赵普罢相，遂与薛居正并相。据《宋史》本传载，沈伦虽“少习礼于嵩、洛间，以讲学自给”，但“清介醇谨”，“起家不由文学”。<br> 吕馀庆，曾在赵匡胤幕府为掌书记。入宋后，为参知政事近十年。《宋史》本传载，他以荫补千牛备身而起家，重厚简易。范质推荐吕馀庆和赵普时，说他们“精通治道，经事霸府，历岁滋深，睹其公忠，诚堪毗倚”。<br> 楚昭辅，《宋史》有传。他少事华帅刘词，后来投到赵匡胤幕府，以才干称，匡胤甚信任之。他能心计，入宋后，为军器库使，太祖命钩校左藏库金帛，数日而毕，条对称旨。太祖嘉其心计，授左骁卫大将军，权判三司。后来官至枢密使。<br> 王仁赡，《宋史》有传。少倜傥，不事生产，委质刺史刘词。词迁永兴军节度使，署为牙校。刘词死，遗表荐仁赡才可用。不久即为赵匡胤收入幕府。入宋后，曾任号称“计相”的三司使，专财政几达十年。<br> 李处耘，《宋史》有传。临机决事，谋无不中，有度量，善谈当世之务，居常以功名‘自’任。《名臣碑传琬琰集》下编卷5《李处耘传》，说他多计谋，尝权知扬州，有善政。识度详敏，论事造理，颇以功名自任，惟受遇思报，勇于敢为。入宋后，他曾任枢密副使，与慕容延钊同领兵平定了荆湖。<br> 刘熙古，《宋史》有传。性淳谨，通易、诗、书，通春秋、子、史，兼通阴阳象纬之术；善骑射；制置晋州，榷矾，增课八十余万缗；知秦州，边鄙以宁。入宋后，官至参知政事。<br> 上述这些早在幕府时就追随赵匡胤，赵宋政权建立后活跃于中枢的人物，基本上是以吏治才干著称的，文学水平却不高。而正是这班人，辅佐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建立了赵宋政权，在宋初又执掌着中央大权。据此说太祖在宋初重用长于吏治之臣，并非过分之语。<br> 下面，再进一步考察一下，除幕府群僚外，太祖朝中枢大臣的情况如何。<br> 李崇矩，在太祖朝曾任枢密使八年。《宋史》本传载，性纯厚寡言，尤重然诺。罢枢密使后，曾乘传自陕至沧、棣，按行黄河河堤；又为邕、贵、浔、宾、横、钦六州都巡检使，琼、崖、儋、万四州都巡检使，颇善慰抚地方。可见也是一位有吏治才干的人。 <br> 薛居正，在太祖朝为参知政事九年，为相三年，太宗朝又为相五年。“自参政至为<br> 相，凡十八年，恩遇始终不替”。《宋史》本传载，少好学，有大志，登第后，先后为节帅从事、盐铁巡官、度支推官、盐铁推官、开封府判官。为开封府判官时，曾审理辨清一桩冤案。不久，以材干闻于朝。宋朝建立，平定湖南后，曾派他权知朗州。《厚德录》卷3载：薛居正知朗州，“湖湘初平，卒多亡命出泽。监军使疑城中僧千余人皆其党，欲诛之。居正以计缓其事。后擒贼帅汪端，诘之，僧果不与，悉得全活”。他为相任宽简，不好苛察。史称居正好读书，为文落笔不能自休，而其吏治才干也是较突出的。<br> 刘温叟，曾为御史中丞十二年，屡求代，太祖因其性厚重方正，动遵礼法，不许。据《宋史》本传，他也不是一个文学之臣。<br> 如果说，上述情况还不能充分证明太祖朝对于吏治之臣的重用，那么再看看与之形成对照的文学之臣的情况。<br> 宋初，以文学著称的大臣，有窦仪与陶谷，但两人始终未能进入中枢执政。<br> 窦仪，《宋史》本传载，父兄皆以词学名，十五能属文，后周时，为翰林学士；世宗征淮南，判行在三司而饷馈不继。宋初，太祖因为翰林深严之地，当待宿儒处之，故以窦仪再为翰林学士。他熟知典故，多次援典故而正朝仪，本传称其学问优博，风度峻整。可是他始终未为执政，史称是赵普忌仪刚直，太祖惜其未大用。实际上，恐怕是因其缺乏吏治才干而徒以文学著称之故。<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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