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庆年间，祁韵士在定泉局（即铸币局）任监督，因揭露和鞭挞官场的贪污舞弊之风面成为和坤为首的官僚们的眼中钉，后因宝泉局的亏铜案而无辜获罪被陷入狱，发配伊犁。在赴伊犁路上，写下了见闻录体的《万里行程记》中。其中有关于赛里木湖的描写：<br> “……西行八十里至三台。四面皆山，中有一泽，呼为赛里木诺尔，汇浸三台之北。青蓝深浅层出，波平似镜，天光山色，倒映其中，悠忽万变，莫可名状。时有鸳鸯、白雁往来游泳，如海鸥无心，见人不畏，极可观也。此台阻海角山根，凿石成路，逼水而过，设卡伦焉。路旁有嘉庆戊午巡检顾谟所撰修路碑记，沿海皆驻防察哈尔，列帐而居，错落棋布，牛羊牲畜，烂漫若锦。睹此境界，有海阔天空之感。”<br> 祁韵士在这里仅用148个字，便将赛里木湖的位置、周边环境、自然景观以及人文分布和自己的感悟尽皆托出，毫无雕琢之感，流畅自如，不但显示出文笔的炉火纯青，也显现出一种为文的境界。百十多字要写清一个景观很是不易，然祁韵士却在两处还插入了议论抒情。如：“如海鸥无心，见人无畏，极可观也”、“睹此境界，有海阔天空之感”等。<br> 祁韵士是有清以来诗文的高手，这段散文记叙虽短，但却有了艺术散文那种以实务虚的原理特征。可以看见，全文大部分文字都是写实的。将景物写了个遍，但结尾处的“睹此境界，有海阔天空之感”。仅11字就提示我们：人到了那里，便会情不自禁地打开封闭的心门，会抛却一切烦恼，去尽情拥抱美好。<br> 祁韵士受冤枉之后，在流徙的途中，仍然写出了如此之美的记咏山水的散文，足见他不仅有过硬的文字功夫，而且有豁达的胸怀。<br> 祁韵士被谪戍伊犁，从生命的高峰一下滑落到谷底，这自然是一次重大的失落。可他失落的只是一顶乌纱帽和由此而来的荣华富贵。他的学识，他的才华，不仅没有失落，反而因此而得到升华。这跟祁韵士对待失落的达观态度有关。<br> 在祁韵士这里，长途万里的西戍之旅不仅异于常人，也异于“罪人”。他在《万里行程记》篇首云：“西戌之役，余以乙丑二月十八日自京师启行，阅时六月，至七月十七日，始抵伊江，时经一百七十余日，路经一万七百余里，所见山川城堡、名胜古迹、人物风俗及塞外烟墩沙磺，一切可异可怖之状。无不周览遍历，系于心目。每憩息旅舍，随手疏记，投行箧中，时日既久，积累遂多，亦自不置记忆矣。抵戌后，暇日无事，或愁风苦雨，独坐无聊，偶拣零缣碎片，集而省阅，以寄情怀；略加编辗，遂尔成篇。”字里行间，毫无一点发配之人的愁绪伤感，全然是一个专家学者的勤奋与刻苦。<br> 他在谪居惠远期间，幸遇爱才喜才的蒙古族伊犁将军松筠，给了他一个宽松安宁的写作与治学环境，使他能够考察、寻访阅遍有关史地资料，亲历伊犁山山水水，身感异乡民情风俗，从而编写出一系列有关西北史地的著作，其中《伊犁总统事略》、《西域释地》、《万里行程记》均在史地学界享有盛誉。他也因此而成为西北史地学的奠基人。<br> 他不仅著述，而且育人。在惠远期间，他将自己用心血积累起来的知识教育了不少年轻人，其中也包括满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青年，使他们由蒙昧而醒悟，由愚钝而聪慧。回到内地后，他在兰州的兰山书院和保定的莲池书院继续为培养年轻人而呕心沥血，称得上我国史地学界的一代宗师。<br> 他治学严谨，主张“信今而证古”，不作“无益之书”。他著西北史地之书，是为了表现“山川城堡的雄阔，风土物产之瑰奇”，从而激发人们对祖国西北边疆的热爱之情。<br> 在《万里行程记》中，他对果子沟的记述，真可谓有景有情，情景交融。那体察入微的观察和人木三分的描绘，完全把读者带进了仙境。他写树：“想见林木蔚然，起叠嶂间，山半泉涌，细草如针，心甚异之。前行翘首，则满谷云树森森，不可指数，引人人胜。”“已而峰回路转。愈入愈奇木既挺秀，具干霄蔽日之势；草亦蓊郁，有苍藤翠藓之奇。”有动有静，有气势，有美感。他写水：“流十余里，与东涧中大水合流，澎湃砰訇，出入危石峻磴间，沿岸杂树丛枝，覆水不见，但闻其声。”有声有色，有感情，有力度。他抒怀：“何期万里岩疆，乃有一段仙境，奇绝、快绝。”记果子沟文字何其多也，然可与此相比之作并不多。更让入佩服的是出自一个“罪人”之手。那心境，那胸怀，那目光，那笔调让你无法看出他是刚刚遭到一次重大的挫折的“罪人”，而让你感觉到他已超越了生命中的失落。<br> 在亏铜案发之前，祁韵士担任国史馆要职时，修编《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及《皇朝藩部要略》时，对于新疆地域之宏阔广袤、众多民族历史风貌以及边疆的社会状况已有相当深入的认识和了解，他还精通满文，所以对西部边疆的人和事颇有相识之感，这使他的西行记具有记实和探求双重性质，亦成为清代新疆实地考察的重要文献。无辜获罪，被贬伊利，在他看来却是可“补平生所未逮，亦未始非幸矣”。于是乎他的诗歌就多为“有所触于外，辄有所感于中，悱恻忠爱，肠回日久”之作，于是乎他写出了“离情无限望家山，欲向长城饮马还”、“谪后今已到天边，回首燕云路万千”那样的边塞诗里的绝句佳品。<br> 吴其溶自幼喜爱植物，嘉庆年间进士及第后授翰林院修撰。他曾两次任乡试正考官（广东，浙江），两次主管学政（湖北，江西），两次人值南书房（183l、1834）。这些经历使得他一方面能够读到皇家《四库全书》，收集古籍中的资料；另一方面，能够利用往来各地的机会，对植物进行实地考察。1840～1846年间，吴其历任湖南、浙江、云南、山西巡抚。作为封疆大吏，他勤于政事，同时也利用“宦迹半天下”的有利条件，不断采集标本，考察生态，征询群众，竭尽公余全部精力，撰写成《植物名实图考》和《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两部巨著。书在他去世后的第二年由太原知府刊刻发行。<br> 《植物名实图考》综合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并有发展和提高。所参考的文献资料包括经史子集，自古至当时达八百多种。正如书名所标示的，主要是考核名实，因而专谈各种植物的形状、用途以及产地，尤详于药性。书的性质有些近于本草，其编写体例也仿照传统的本草，分类方法和《本草纲目》相似。《植物名实图考》共计38卷，记载植物1714种，比《本草纲目》增加了519种，所述植物广及中国19个省，而江西、湖南、云南、山西、河南、贵州等省的植物采集和收录较多，插图1865幅。分类方法基本是栽培植物在前，野生植物在后；草本植物在前，木本植物在后。同一类植物，则把相近的植物排在一起，如豆科、百合科等。比《本草纲目》多519种，其中吴其溶自己发现的约有210种，由其采访记述的有约250种，特别是有很多南方和边疆的植物种类。《植物名实图考》开中国现代植物志之先河，在中国植物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此，任何一本植物学教科书在讲到中国植物学发展史的时候，都要提到吴其溶与《植物名实图考》。<br> 《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摘录了历代本草、农书、方志、诗词杂著等书籍中有关植物的资料，分为谷类、蔬类、山草、石草、隰草、蔓草、水草、毒草、果类、木类等11类（《植物名实图考》增加了“群芳”，计为12类）。《植物名实图考长编》22卷，收录植物838种；《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以稽诸古”，而《植物名实图考》则是考核植物的名实，兼顾实用价值，“以证诸今”。<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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