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勒的《德意志帝国》是德国批判史学派的代表作之一。作者认为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只是通过军事性的“上层革命”建矗起来的国家。通过全面的剖析，作者指出德意志帝国虽然在经济领域实现了现代化，而社会和政治领域却只是部分地具有现代性，政治上仍足一个贵族阶级占据统治地位的国家。政治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这种不协调给其发展带来诸多矛盾。统一后的德国在政治上仍然保持着前工业社会权力精英的独裁统治的社会特征，传统的权力精英们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和利益，竭力维持各种反民主、反半等和反现代的价值体系、教育制度、官僚制度、政党制度和思想意识。正是传统权力精英的这种政策使德国在发展进程中背上了沉重的历史负担，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魏玛共和国的失败和纳粹统治这些对德意志民族是灾难性的历史事件的发生。

　　（一）国家思想和特别立法
　　德国传统的国家思想有如一个到处弥漫的霾罩，笼罩在1871年建立起来的德意志帝国的上空。这种传统的国家思想首先有三个来源。
　　第一，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三十年战争结束之后，德意志各邦的专制主义统治实践已经趋向于适应不断增强的上层操控。当其他地方的现代国家形成进程并不排除各种小范围的非中央集权化的自治管理之际，或者说，当其他地方的现代国家形成进程通过革命而得到改变之际，在说德语的中欧地区，受到官僚机构和军队支持的中央权力却出现了一种相对连续的增强趋势。在这方面不容忽视的是，特别是在一些较大的德意志邦国，变形的“开明”专制主义在行政管理效能方面带来了相对显著的效率，并因此而起到了反对革命的不稳定或者防止来自西欧传染的作用，放大了国家领导者的光环。于是，在国家日常事务的实践以及由于国家活动而产生的社会变迁和经济政策方面，一种巨大的影响力流传开来。结果是，仿佛数个世纪的重心都建立在这种影响之上。
　　第二，就像反宗教改革的天主教在天主教各邦中所做的那样，马丁·路德所主张的极权崇拜产生了家喻户晓的、特殊性的影响，并为这种发展提供了思想保障。诚如人们一贯对路德的国家思想所阐释的那样，确定无疑之处在于，在实际的日常影响中，各个新教的国家教会都明确认定，国家首脑是上帝安排的最高首领，人们必须服从，绝不允许依据抵制的权利来反对他。国家首脑也因此而高高地置于批评之上。在德意志帝国最大的普鲁士邦，这种发展尤其受到追捧。由于普鲁士在德意志帝国内的霸主地位，它在这方面也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这种评价同样适用于黑格尔学派的国家理想主义。19世纪20年代以后，这种国家理想主义通过普鲁士的大学传播开来。在大学讲坛上，随着唯心主义哲学发展到顶峰，国家由于上帝的恩赐而成了道德的体现，被赋予了一种具有神性的地位。而这种神性的地位最终变成了庸俗的国家崇拜，并且沉淀为不再有任何异议的各种观念，依然长时间地持续产生影响。有两个重要的社会集团成了这种国家理想主义的最突出的载体。一个是官僚群体。它被黑格尔称为“公共等级”，视自己为实际上的国家的体现。是文化资产阶级。它日益成为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舆论制造者”，同时接受了黑格尔主义。这两大集团共同合作，经常将这种国家理想主义引进精英们的讨论之中、公共舆论之中以及教育之中。19世纪80年代，自由党人弗朗茨·冯·罗根巴赫曾评价道：  “长期以来，柏林的那些为国家诡辩的人都在唱着这样一首歌，即国家是人类精神所能建造的最完美的创造物。个人是否退化成了受调节的机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了。”通过与其他批评家的交流，这位来自巴登的男爵也认识到，这种独裁的国家思想不仅从一般意义上阻止了德国通向政治现代化的道路，而且直接地有利于德意志帝国的政治统治结构。他无法断定，是否“那种用议会制的装饰物和带有表面立宪制的幼稚的小游戏掩盖着的、得到有力确认的国家专制主义的时代精神，会再次发生改变。”事实上，德国的这种国家思想，尤其是它的国家机器的超党派性的神话，一直到1918年甚至以后，都还保持着巨大的影响力。
　　如果一些活跃的少数派和各种解放运动试图挑战现状并因此而挑战这种国家思想的影响力，那么就会使用特别立法来对付它们，以便压服它们。文化斗争时期的天主教徒们首先感觉到了这种立法压力。1878年到1890年间，社会民主党再次感受到了这种压力。在同一个时期，针对少数民族的法案也陡然增加。这些立法都归属于特别立法，它们是对国家公民平等思想的讽刺。此外，德意志官僚国家还通过规定和公告等内部官方途径，推行极其明显的歧视政策，以此在行政管理领域、军队、司法机构和帝国各级政府中反对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徒，或者用来反对犹太人和资产阶级自由党。这些特别立法与较难琢磨的各种非正规的偏见和仇视机制一道，可能会像暂行的法律歧视规定一样，长期地发挥一种持续性的影响。当这种专制主义的国家思想虚构出一个统一的、一致的臣民社会时，它会寻求通过立法和行政管理的特殊法律来推进事实上的社会认同。事实证明，这种看上去一体化的专制国家的背后，是对持不同意见者的高压统治。专制国家会经常地利用它的垄断权力来对付持不同意见者。
　　（二）民族主义和敌人的固定化
　　民族主义作为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反贵族的解放思想，最初是在18世纪末踏上其凯旋征程的。与不断地受到兵戎相见折磨的旧秩序的世界相反，民族主义提出了跨越疆界，各民族之间和解友好的愿望。这些民族只是要在有产者和文化资产阶级的代表机构的基础上组织建立起民族国家。然而，100年之后，人们已经几乎不再谈论这种爱好自由的基本原则以及和谐的国际合作了。

《帝国史译丛》总序
译者前言
前言
第一章  1871年的形势：农业革命，工业革命和国家的建立
一、农业革命与乡村贵族领导阶层
二、工业革命和城市资产阶级
三、国内政治：反动、自由主义和宪法冲突
四、争霸战争与“上层革命”
第二章  向工业国家迈进
一、1873～1895年，高度工业化的第一阶段：工业增长的紊乱和结构性农业危机
二、1895～1914年，工业的高度繁荣和受补贴的农业：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干预型国家的崛起
第三章  统治体制和政治
一、政治体制
（一）立宪君主制或假立宪的半专制主义？
（二）到1890年为止的波拿巴式独裁统治
（三）1890年之后的持续性国家危机：没有协调的独裁性多头统治
（四）官僚制度：统治要素和组织类型
二、中心问题：捍卫现状反对政治动员
（一）软弱无力的政党
1．自由党
2．中央党
3．保守党
4．社会民主党
（二）利益协会进入国家政治生活：反民主的多元主义及其反对者
（三）“否定性整合”的统治伎俩：“帝国的敌人”反对“帝国的朋友”
（四）“国家维护者和生产者阶层结成卡特尔”的集结政策（1876～1918年）
三、整合谋略和对民主的结构性敌视
（一）国家思想和特别立法
（二）民族主义和敌人的固定化
（三）反犹主义和对少数派的政策
（四）宗教作为一种合法性意识形态
1．新教国家教会：王位与圣坛
2．罗马天主教：等级思想及其独占诉求
（五）独裁性社会的母体：社会化过程及其控制
1．家庭
2．公立学校
3．文科中学
4．大学
5．大学生联合会和预备军官制度
（六）冲突处理
1．阶级特性的司法
2．臣仆精神
3．无冲突社会的理想
（七）以确保忠诚为目的的补偿性支付
1．社会保险取代社会改革
2．补偿性的追求威望的政策
四、税收和财政政策
（一）统治制度的资金筹措
（二）国民收入的分配
（三）分配不均的强化
五、军备政策
（一）军队
（二）军国主义
1．军队是对内进行斗争的工具
2．社会构成和行为控制
3．“小资产阶级的军国主义思想动员”
（三）海军
六、帝国主义
（一）不均衡的增长和政治统治的合法化：社会帝国主义
（二）威廉二世的“世界政策”是国内政策
（三）社会达尔文主义和泛日耳曼主义的帝国主义思想
七、对外政策
（一）国际体系中的德国对外政策
（二）“国内政策优先”之下的对外政策
1．法国
2．英国
3．俄国
八、第一次世界大战：向前逃跑
（一）攻击性的防御政策
（二）战争经费筹集和战争经济
（三）战争目标和阶级社会
（四）最后一次“上层革命”
（五）德国革命：社会民主还是保守性的共和？
第四章  结语
附录
一、缩写
二、注释
三、文献目录
四、人名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