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谁是不列颠人?
在格雷厄姆?查普曼导演的电影《巨蟒和圣杯》中,亚瑟王对一位农妇说道:“我是不列颠人之王。”这个不为所动的谈话对象竟然反问道:“你是谁的国王?不列颠人又是谁?”亚瑟王告诉这个农妇,其实她就是一个不列颠人——“我们都是不列颠人”。看到这里,现代的英国观众一定会发笑,嘲笑他们连自己的民族所属都糊里糊涂。这的确是一个古怪的场景,然而它却尖锐地提醒我们,在中世纪时民族身份的问题是多么复杂。
我们都不会对“不列颠”这一称谓感到陌生。它不是一个冷僻晦涩的概念,不像“皮克特人”,一提到它就必须马上进行解释。我们使用“不列颠”这样的概念已经太久了,我们自动地接受了它们的有效性,并且设想所有听众都会知道我们指的是什么。然而,这些概念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形式,并代表着不同的事物。现在人们使用这些概念来描述1707年以后的联合王国居民,实际上这是对古代和中古用法的歪曲。研究古代不列颠的现代学者们也会受到这些概念的现代政治用法的影响,有时还隐含着政治动机。即使我们摆脱了现代概念的影响,由于证据的局限,我们显然会更像那个蒙昧的农妇而非胸有成竹的亚瑟王。
不列颠人和凯尔特大争论
我当然希望少些混乱,在我们的研究和教学中能就这些敏感概念达成共识。但在达成共识之前,必须首先就以下问题提出疑问:当时的居民曾把他们自己视作不列颠人吗?他们是否曾经是一个具有单一的、可识别的文化特征的统一群体?他们如何区分自己和他们的邻人?
第三个问题会贯穿本书的全部,但前两个问题则有必要在开始之前就进行思考。这些问题与近来关于凯尔特人问题的争论相关。尽管早就有人对这个问题提出了疑问,例如托尔金等学者,这场争论却是在最近的20年才形成,产生争论的原因是由于专家学者对社会上广为传播的关于亚瑟王以及凯尔特人问题的不实之词不满,进而提出了反驳。专家学者们抱怨道:公众乐于购买那些关于凯尔特人的毫无批判意识的浪漫故事,而为利益驱动的作者和出版商们则任由这些神话构成当下的民族和政治感情,这不仅是虚假的,而且在政治上十分危险。
我不打算在这里对凯尔特人问题争论的全部细节进行重新评价,而且有信号表明学者们对这个问题也逐渐感到厌倦,但对于一本讲述不列颠人历史的书来讲,有必要指明这些批评来自何处,以及在凯尔特人的问题上可能存在着哪些不同视角。多数观点来自于研究欧洲铁器时代的考古学家们。他们对哈尔希塔特(Hallstatt)文化和拉坦诺(La Tene)文化与讲凯尔特语的居民之间的关系表示怀疑,他们还怀疑特定的大陆术语“凯尔特”(即Keltoi或Celtae)能否用来指称英格兰和爱尔兰的铁器时代居民。他们认为,希腊和罗马作家在使用这些概念时也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并且在17世纪之前,“凯尔特”(Celt)这个术语从来没有被用来描述一个来自不列颠岛的人。
一些铁器时代考古学家及艺术史学家对这种观点做出了回应,但更多的学者已经转向对凯尔特相关问题持所谓“政治上的正确性”的怀疑者的阵营。中世纪研究者们却没有轻易投入这一阵营,他们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犹疑不决。同时也有一些人对于曾经存在一个统一的凯尔特教会的观念进行了批评。而更多的人则继续使用“凯尔特”这个术语去指代中世纪爱尔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布列塔尼的居民和文化,并将它们混为一谈。这些地区经常被人们混在一起称为中世纪的“凯尔特边区”。
那些对凯尔特标签持批评态度的中世纪研究者和考古学家们从最近的人类学研究成果中寻找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特别使用了马尔科姆.查普曼的著作,他对“凯尔特神话”的批评在专家学者的圈子之外倒是很少有人熟悉。查普曼和他的追随者们。将凯尔特身份的起源上溯至18世纪,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如爱德华?卢德等借用“凯尔特”这个古典概念来描述讲古高卢语和不列颠语(正如当代的戈伊德尔语和不列颠语)的群体。他们指出,特别具有明显意义的是:卢德关于凯尔特各语种之间关系的理论发表于1707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不列颠”这一统一标签被正式用来指称英格兰人和“凯尔特”各族。
从人类学角度对凯尔特问题进行批判的关键之处是,希腊一罗马文化所建构的将蛮族视为“他者”的思维定式和凯尔特研究中普遍存在的过时的种族理论,这两者都试图以一致性压倒多样性。当希腊和罗马的作者们在使用“凯尔特”和“不列颠”这类标签时,他们有意忽视了种族和地区的多样性,目的是为了便于他们的听众区分异域的、非文明的蛮族和他们熟悉的、文明的地中海民族。此类老生常谈被现代的帝国主义者所继承,并反映在19世纪的种族理论中。但是自从人类学抛弃了种族主义理论,也不再相信统一的和静态的“文化”(人们事实上是以此标准定义铁器时代考古的),凯尔特之类的概念就站不住脚了。
在这些令人兴奋的批评之中还有许多敏感的问题。但为什么偏偏是凯尔特问题成为众矢之的?为什么那些“混血民族”,如罗马人、日耳曼人、英格兰人、法兰西人,更不用说俄国人和美国人,没有受到同样的质疑呢?所有这些民族的大群体中都曾经有过多样化的语言、文化和人种。如果我们严格遵守当前人类学理论关于民族身份认同的字面之意,我们还能对任何人群进行归类吗?如果所有的身份认同都是由地区性甚至个体性决定的,那我们何以撰写任何人群的历史?
正是为了解决此问题,以形成民族以及前现代“国家”的历史,许多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诉诸“族源学”的理论。简单说来,这种理论相信在早期社会中,一个非常小的精英群体(政治、军事或知识精英)就可以将一个民族身份加之于一个较大的群体。电影《巨蟒与圣杯》的情节与此类似,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可以把“不列颠”这一身份标签加之于广大的农民,而这些农民原本只会用家族或其生活的区域来界定自己的身份。这时,个体的和地方的历史就转变为民族的历史。这种转变的发生则纯粹是通过精英们,如国王或编年史家的意愿。
近二十年来,族源学成功地帮助我们了解了日耳曼民族的形成,现在它已经开始受到中世纪研究者的批评。从任何角度讲,它都难以解释不列颠民族的起源。因为不列颠人不同于其他民族,如哥特人和盎格鲁一萨克森人。不列颠人在铁器时代发生的民族身份形成过程被罗马人的入侵所打断。罗马人将其他一些身份标签加之于或者毋宁说是强加于不列颠人:不列颠人被称做罗马人(文化上的罗马化)、公民(政治上的公民权)或是基督徒(这一身份是逐渐形成的,并且只适用于部分人群)。但随着公元410年罗马帝国政治和军事统治的退出,不列颠人被迫重新确定自身的身份,而这时又面临着日耳曼人的入侵和殖民。一些不列颠人自发地或被迫地被“日耳曼化”了,融人了正在形成中的英格兰国家;其他人则继续抵抗——用武力或者偏见——坚守着一种新的不列颠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之中包含了铁器时代、罗马时代和基督教的因素。
我不敢自夸精通古典人种学或现代文化人类学。但在我看来,任何历史学家若试图讨论任何前现代民族的身份认同问题时,必须时刻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这个民族如何称呼他们自己?
他们的邻人在文献中如何称呼他们?
现代学者(历史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如何称呼他们?
如果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在这个民族的全部历史中都是简单、明了并且站得住脚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讨论这个问题。但不幸的是,对于多数早期民族来讲事实并非如此简单。不仅于此,对于一个民族来讲,第一个问题还会得出若干个同样说得过去的答案。比如,早期民族会选择几种不同的途径来界定他们自身的身份:通过家族血统、部落、地区性的社区或城镇、国家以及跨地区的区域或文化。相反,第二个问题则易于得出远为简单的答案,因为留传至今的书面史料表明他们的邻人经常会忽视地区性差异和多样性,得出简单化的身份标签。
现代学者如果也这样做则会遭到批评,会被人们指责对一个群体内部的复杂认同和文化多样性进行了过于简单化的处理。考古学家虽然从实物史料而非书面史料得出了他们所使用的分类标签,比如他们会使用“大杯人”(Beaker:指的是公元前3000年代中叶一些从欧洲大陆来到不列颠的人,他们因其制作的宽口大杯而得名,讲原始的凯尔特语。——译注)而非“不列颠人”这样的分类,但他们如果犯了过于简单化的错误,会跟历史学家一样不可饶恕。
然而这种普遍化的概括或者说是老套的归纳却是绝对有必要的。因为它们来自于可靠的材料和书面证据,如果我们要进行任何超越微观历史或传记史的学术讨论,它们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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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在当前纷纭的争论之中开辟了一条清晰的道路,并提供了一幅雅俗共赏的宏观图景。如果人们需要一本权威而平易近人的英国早期历史著作,则非此书莫属。
劳埃德。莱思,英国诺丁汉大学(LloydLaing,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此书所探讨的是英国历史中最迷人、最关键和影响最深远的一个阶段。关于这个所谓的“黑暗时代”,存在着各种相互冲突的理论。斯奈德却能轻松地游刃其问,高屋建瓴地将严谨的学术成果和奔放的想象力汇于一炉。这的确是一本引人入胜且通俗易读的好书。
阿比《先导者时讯》(Abbey’s Advocate Newslet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