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积弱溯源论》是梁氏对中国积弱病源的诊断书,而《新民说》则是他为这一诊断开出的药方。从《中国积弱溯源论》到《新民说》,基本构成了梁氏完整的“新民”学说。
《新民说》在理论上并非独创,它所依据的乃是严复所介绍的英国近代哲学家、社会学家斯宾塞的社会有机体论。所谓社会有机体论,简言之即是以生物学来解释社会,将社会简单视同生物机体。但是,梁启超借鉴外国理论的目的是针对中国社会实际的,所关注的是中国人的文化素质。
梁启超认为,新民德的首要任务是剪除中国人“劣下之根性”。为此,他在《新民说》等其他论著中,对中国人德性方面的劣点一一作了揭示。清算旧道德是为了建立新道德。梁启超认为,新的道德应当有助于人们正确处理好群己、公私、人我关系,有利于中华民族群体的利益与振兴。因此,他将“利群”视为新道德的根本精神。为此,他对这些关系作了深入阐述。他认为,利己乃是人的天性,但是人乃是社会动物,任何人都不能离开社会群体而孤立生存,个人利益总是同群体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利群乃是《新民说》的宣传重点。在《新民说》中,梁启超反复强调了个人对群体、社会、国家不容推诿的责任,人人都应关注国家命运、社会公益。
所谓新民,就是提高中国的全民素质,造就一代具有新的价值观念、理想追求,新的精神风貌,新的生活方式和社会能力的新人。梁启超认为,这才是中国得以振兴,赶上20世纪新潮流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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