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篇
40.徽州的牌坊艺术
徽州牌坊在徽派建筑艺术中，被誉为“古建三绝”之一。数百年来，这种理学精神的象征物，曾目睹过徽州多少人世苍桑，演绎过多少人间悲喜，而今只留下过一片浮华掠影。牌坊，是一种沉重的文化符号。这种貌似神威，让人敬畏有加的荣耀，如今仿佛在低低地诉说一个个可泣可叹的历史故事。
徽州牌坊是宋明理学的活化石。特定的社会背景孕育出特殊的人文现象。牌坊，俗称牌楼，是划分自然空间的标志性建筑，以石制为主，仿木结构。起初只有单排立柱，后来才逐步发展为四柱冲天式、八柱式、口字式等。中国牌坊的历史，最远可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是作为街坊村落中的“门”而存在的，称为“衡门”，据考是从古代指路的华表演变而来。随着时代的变迁，牌坊又作为里坊的标志性建筑而存在的。隋唐时，称为“乌头门”、“棂星门”。但那时均有严格的等级限制，《唐六典》规定，六品以上官员府第，才允许建“乌头门”。宋代称其为“阀阅”，已有了旌表门第的意思。宋后，由于政治的因素和工艺的发展，牌坊成为中国古代独特的建筑门类。明清时，徽州人文荟萃，官居高位者甚多，加之徽商财力雄厚，树牌立坊之风日益兴盛，使这一地区的造坊工艺变得愈来愈精美考究。
徽州牌坊大致分为两类：一类题名坊，用来作为桥梁、墓道、祠堂、里坊、衙署门前的标志性建筑；一类是旌表坊，是直接用来褒扬功名政绩，彰表贞烈节孝人物的。牌坊褒扬功名，旌表节烈、倡导民风的功用，是随着徽州社会封建文化需要而产生的。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它承载着许多历史偶然因素。
据统计，徽州现存宋代以来的古牌坊，有110余座，其中属全国重点保护的1座，省级保护的6座。如绩溪历史上有记载的牌坊，有182座（1949年为135座，现存13座），其中仕科坊40座，现存最为古老的当属明代成化十年（1475年）的冯村进士坊。1950年前后绩溪县城南门外约里余长的石板路道上，纵列牌坊19座。（《绩溪县志》，黄山书社，1998年）这些石牌坊实际上是一座座“封建道德精神纪念碑”。它在告诉人们“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道理，也在传达着“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精神。这些牌坊，象征着官本位社会中读书入仕的崇高地位，也象征着为家族祖宗带来的无上荣耀。由此可见，当时徽州一隅，无论是政治、文化，还是科举、伦理，都是何等热闹繁荣。由牌坊而衍生出的种种文化现象，蕴含的种种教化故事，甚至许许多多动人的传说，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古牌坊倡导的是一种封建伦理精神。古徽州民风淳朴，讲究礼仪之道，邻里之间互相谦让，互相帮助，他们为朋友、乡党、亲人，能及之事，在所不辞，故而产生了许多忠孝节义的感人故事。为了纪念他们，大家纷纷捐资立坊，让后人铭记。作为伦理纲纪的物化建筑，古石牌坊更多地担负着封建王朝的神圣使命。他们宣扬的道德，取舍的“伦理”，旌表的人物。“爱憎分明”。在封建后儒社会，统治者为了加强对臣民的蒙蔽，对社会的控制，极力推行儒家“德治”思想。树牌坊，就是这种“德治”措施之一。徽州牌坊，多是以“御制”、“圣旨”、“恩荣”、“敕建”等形式批准建造的，统治者用以教化、嘉勉、表彰臣民。
建造牌坊开始时是为了纪念，后来成为一种荣耀，最终变成了工具。每一牌坊的建筑，都必须得到朝廷的允许，或由上直接恩准，或由下推荐逐级呈报批准，但必须有符合其统治“口味”的“事迹”。建于清嘉庆二年（1797年）的鲍逢昌孝子坊，就凝结着一个“千里寻父”的故事。鲍逢昌之父在明末离乱时外出多年，杳无音讯。清顺治三年（1646年），鲍逢昌年方十四，家境贫寒，为了寻父，千里漂泊，沿途乞讨。或许是鲍逢昌的孝行感动了天地，在湖北雁门古寺他与父亲不期而遇后把父亲接回家中。这时，母亲病重在床，鲍逢昌又历尽艰辛，攀崖越岭，四处采药医治，并割股疗亲，以表孝心。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皇帝下旨旌表，称赞他“天鉴精诚”、“人钦真孝”。后即建此坊，传誉乡里。古时统治者对宣扬妇女的贞节观念，向来十分重视。明代虽已成制，但并无具体规定，清代则发展到了巅峰。我国数百座贞节牌坊，就是对妇女精神奴役的实证。贞节牌坊，在我国各地都有遗存，但是徽州地区的贞节牌坊却是数量最多的。《大清会典》规定，贞节牌坊获准后，由地方官府拨官银三十两，“听本家建坊”。在徽州现存的一百多座牌坊中，贞节牌坊就有四十余座。走在牌坊成群的徽州棠樾村，抚摸着这些古朴沧桑的“古迹”，心中难免泛出一丝凉意。“忠、孝、节、义”，七座牌坊一字排开，倡导忠君、慈孝、贞节和乐善好施。许国石牌坊，是皇帝赐给三朝元老许国尽忠为臣的“恩荣”，在建筑上有着代表16世纪最高水平的石雕艺术。绩溪奕世尚书坊，是为了表彰胡富、胡宗宪为官时对国家作出的突出贡献。歙县许村镇高阳的大郡伯第门坊，是为了奖誉科举及第，教育子孙后代读书上进。而歙县郑村的“贞白里坊”，却是当地老百姓给为官清廉，德高望重而官级不够的郑歃龄立的“民办牌坊”。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