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薄阴的春晨写这个后记，一种若有若无的思绪翩然而至，就是一个江南人并不一定真正懂得江南，而一个异乡人则不见得不懂得江南。有关江南的书，我们已做过数种，每一次都会加深我的这一感受，这真叫人无可奈何。
细思之，原因很可能在两方面：一是懂得江南的江南人，由于已经获得了此中真义，因而不需要或不喜欢再形之于声色与言辞，是所谓的“希言自然”。如方岳《水月园》一诗所述：“送别孤山步绕湖，阑干尽处倚菰蒲，翁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万事不如归自好，百年聊与醉为徒，藕花初醒莼丝老，唤住罾船脍腹腴。”二是不懂得江南的江南人又无话可说，他们尽管整天享受着江南的美，但由于缺乏懂得形式的眼睛与欣赏音乐的耳朵，则等同于“尸位素餐”。如宋无《玉津园》的感喟：“御爱花无主，长生树几时，青青辇路草，尽属牧羊儿。”懂得的不一定要说，不懂得的又无话可说，使我们这些异乡人的江南话语显得十分必要。尽管本书的作者大都不是正宗的江南人，但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只有流浪者才有家园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地理与文化的疏离之后，我们才更懂得珍惜久别相遇的当下与此景，这与那些缺乏流浪经历与追寻经验的人们是很不相同的。
还有本书采取的“以人物说精神”的叙事方式。除了我在绪篇里讲的那些，又突然想到，这很可能与个人的中国文化启蒙相关。如我对儒家思想的接受，就不是传统的四岁读经，而是通过各种以人物为中心的通俗演义切人的。我在一个“学术自叙”中曾说：“如果说我小时候还曾受过什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蒙，那么它们只能是外祖父讲给我的‘大八义’、‘小八义’、‘杨家将’等。尽管这些民间话语比不得四书五经正统，但由于它们大都具有一种‘现身说法’的特征，是真实的个体以热血、奋斗和牺牲来演绎仁义礼智信等中国儒家哲学最高的人生理念，因而儒家那些抽象符号在很早就以一种直接的方式成为我生命中的一部分。”由此可知，这一看似偶然的撰述方式，其实也有着很深刻的必然性。
本书采取“以人物说精神”的叙述方式，叙说了张岱、顾炎武等在习习熏风中的未眠人；以及刘禹锡、柳宗元、欧阳修、苏轼、白居易等在江南大地上的异乡者；还有孙一元、徐渭等人在江南的寂寞与徘徊；更有王阳明、朱舜水、朱熹和陆九州等文人的激情与思绪。
本书利用具有代表性的江南人物载入江南文化精神，叙述在江南发现的诗性文化精神，以及文人在江南的激情与思绪、寂寞与徘徊，更有红颜与帝子的江南旧事。 本书作者虽大都不是正宗的江南人，但正如海德格尔说的只有流浪者才有家园一样，在经历了漫长的地理与文化的疏离之后，我们才更懂得珍惜久别相遇的当下与此景，这与那些缺乏流浪经历与追寻经验的人们是很不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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