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奎松（青石），1953年10月生于北京。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编辑、中国人民大学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教授和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史，著有《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研究》、《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进程》）、《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的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等专著十余种，并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了上百篇研究论文。

　　学问有道，求仁义而已。“仁，人心也；义，人路也”。研究历史，必以人为本；学问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它必定会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有益。现代史的研究亦如是。
　　本书整理收录了杨奎松教授近年来见诸报刊杂志上的各种访谈、演讲文稿及专著书序。以平易亲和的文字，触及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真相，并展示了一位卓有成就的历史学术态度和方法，包括他对历史真相的执着以求，对芸芸众生的现实关怀，对民族主义的全面反思，对人性的尊重和深度发掘。
　　人是思想的动物，人活在现世，就应当让自己活得明白些。历史学家不仅有必要让自己明白些，而且有责任运用自己的专业技能，通过最有助于人们理解的语言文字乃至图像形式，把自己所了解的知识和自己的思想观点，传播开来，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活得明白些。

　　文章认为，一来中东铁路是沙俄以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并霸占旅顺港为其海军基地之后，在中国东北的土地上花钱修建的一条贯穿南北的铁路线，苏俄革命成功后曾一度宣布愿意放弃其权利，后又反悔并坚持其管理权，此事已有损中国主权。二来张学良1929年武力接收中东路权，实属中国方面维护主权之行为，苏联竟至出动海陆空军侵入中国境内，一举歼灭东北军海陆军上万精锐，重新夺回路权，实与帝国主义无异。
　　但是，这种在今天看来“政治正确”的逻辑，却未必符合当年中共的“政治正确”。我当时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这样来肯定张学良武力接收中东路权的行动，并认定南京国民政府力挺张学良的做法是维护中国主权，那么当年中共中央高唱“武装保卫苏联”，积极配合苏军牵制打击国民党军，甚至极力压制党内如陈独秀等不同声音的做法，又当如何解释呢？显然，在这里发生了史观上的冲突。因为时代的变迁，曾经结为同盟的中苏关系久已演化为纯粹的民族国家关系，且长期交恶，影响到今天的研究者很容易从民族主义史观的角度来看待两国之间过去存在过的历史纠纷。殊不知，当年的执政党是国民党，国民党当年收回路权的行动就是打着“革命外交”的旗号进行的，它也因此指责中共“卖国”。今天按照民族主义史观来思考这种问题，不期然就会与国民党的革命史观走到一起去，而与中共的革命史观背道而驰。当年大家不去涉及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会面I临到这种一种麻烦。
　　这种情况恐怕是这位研究者始料未及的，但又是今天这种新的时代条件下许多研究者在研究中很难避免的一种尴尬情况。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在研究中尽可能深入于历史之中，同时又努力超然于历史之外，站在一种客观的立场上来说明和评述这种历史上的外交纠纷，这种麻烦就会如影缠身，没完没了。

第一编　历史与现实
历史研究与历史学家的现实关怀问题——《中华读书报》访谈录
历史研究的微观与宏观——《历史研究》座谈会发言
拨开中国近代史的迷雾——《南方都市报》访谈录
权力平等，才能分配公平——《南方周末》访谈录
国共关系史研究的反思与前瞻——《南方都市报》访谈录
寻找被埋没的历史痕迹——《新京报》访谈录
我和历史研究——《历史教学》访谈录
研究历史有点像刑警破案——《南方周末人物》访谈
历史还原了，大家都是人——《中华读书报》访谈
国共分合的必然与偶然
中共历史档案的利用与研究——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讲演录
第二编　浅议民族主义
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中日关系——《抗日战争研究》座谈会书面发言
实事求是地总结抗战史的经验与教训——《抗日战争研究》座谈会发言
何谓民族主义及我们应该怎样爱国?——《南方周末》访谈录
纪念抗战，反思自我——《新京报》访谈录
建构健康开放的民族主义——《嘹望东方周刊》访谈
历史上国共两党的民族主义及其影响——在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的演讲
走近毛泽东——搜狐网访谈
毛泽东的“强国梦”——1958年大跃进运动成因及影响再解释
第三编　书序谈史录
我为什么研究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新探》台湾繁体字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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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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