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数十年间,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体质学与国族史学等,皆先后随西方及日本势力进入中国。这些学科知识之累积,都涉及必要的长期田野研究,然而即使是在20世纪4。年代之中国,各学科之田野工作仍只在起步阶段。虽然如此,当时民族史著作已大量采纳这些相当初步的学科知识,与一些新学术名词概念——这些学科知识与相关名词概念,是构成“民族史”文类的重要因素。譬如,在前面我曾提及,傅斯年等学者以考古学、体质学、神话学等,证明上古东北各部族在血缘、文化上与中国有密切关系。“人种”、“体质”、“考古文化”等概念,频繁出现在他们的论述里。又如在王桐龄之《中国民族史》中,作者称东南“吴越”民族有断发、文身之俗,与汉族在语言、血缘上都有差别。吕思勉的《中国民族史》中,作者认为“粤族”也就是“马来族”,其文化特征为文身、食人、断发、裸身等。这些由古文献或奇风异俗志中摘取的刻板知识,显示作者们已深受“民族文化”概念之影响。
也在此一时期及略晚,考古上的“龙山文化”、“仰韶文化”,体质学上的“蒙古人种”,语言学的“泰掸系”、“苗儒系”等学科分类与范畴概念,都被用来与“民族”范畴相结合。因此,虽然对绝大多数的满、蒙、藏等边裔族群而言,黄帝或炎黄子孙历史记忆之意义不大,然而“蒙古人种”、“汉藏语系”与“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北方青铜器文化”等体质学、语言学、考古学范畴之知识建构与它们彼此间的联系,广泛被用以描绘国族边缘与强化国族内部凝聚。到了2。世纪下半叶,与上半叶的早期“民族史”相比,显然语言学、体质学、民族学与考古学等之相关知识内涵增加许多;相对地,“黄帝”或“炎黄”的历史,以及太伯、庄趼等“英雄徙边记”历史,逐渐失去其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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