敝会几度之辩难，始有税务处禁止入口之电令，如欲敝会再请该两省勿以沪为尾间，彼将以税务处早有禁令反唇相讥，虽明知其中必有私行运销情事，然既未当场得其佐证，彼亦讵肯承认，是此说之无效与前说等。饬关照扣铜坯，敝会自见停铸之议，未能实行后，即于民国十年间，约同各省商会，向币制局及税务处连电力争，卒以內局关系，迄今亦未实行。总之贵会现时所筹议者，皆为敝会三四年来所百计图維之事，此等案牍，高可盈寸，敝会以空言无补，未愿尽情宣示，故局外人有所不尽知也。（1）总商会自有总商会的苦处，案牍盈尺，效果渺渺！总商会的苦衷何尝不是各路商联会的苦衷呢？本来，各路商联会希望将政府施救与商界自救结合起来，标本兼治，彻底整顿钱市秩序。无奈政府施救无力，商联会便只有在各自街区范围内采取拒用、折价两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小商人的利益，但拒用之后剩余的铜元如何处置？折价之后如何弥补无辜受损的消费者？作为铜元危机中的利益攸关者，自然难以站在全局角度考量，作为街区性的基层商入团体，其权力与能力也不足以善后，虽然他们为善后制订了一套完整的方案。因此，拒用、折价使用的结果，只是以新的混乱取代了旧的混乱。当然，对商联会在铜元危机中所扮演的角色也应实事求是地予以评价。平心而论，商联会在铜元危机初期，从维护中小商人自身利益出发，曾经满怀希望地积极应对，以维护市场的秩序，不论是对政府还是对自身，也都充满了信心。但是，他们对市场的复杂性缺乏应有的认识，以为单凭自身力量就能使钱市恢复到正常水平，对政府的权威性与执行力也缺乏正确的判断，以为依靠函电往返、隔空喊话，就能达到禁铸禁运的效果。他们所设想的官商合作克服铜元危机的目标没能实现，在对政府的希望中累积起了更多的失望，这更加坚定了中小商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转向。当自救与他救的种种措施难以奏效后，商联会也不得不放弃最初的努力。但是，透过铜元危机初期商联会的自救行动，我们看到了基层商人团体在如何扮演一个勉为其难的市场维护者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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