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教授，1930年12月生于上海，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近代史学者，半个多世纪以来在该领域内取得众多开拓性成就。
    先后当选为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会长，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198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直到2004年退休。2008年6月，当选为俄罗斯科学院外籍院士，是中国历史学界继郭沫若、刘大年之后获此殊荣的第三人。
    改革开放以来，多次参与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工作。主编《毛泽东传》《周恩来传》《刘少奇传》《朱德传》等，其中《周恩来传》和《毛泽东传》分别获得第一届和第三届国家图书奖。
其他重要著作主要有：《辛亥革命史稿》《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等等。

　　《二十世纪中国史纲》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是金冲及教授研究中国历史50年、连续写作3年多而成的总结之作。全书共四卷，100多万字，分平装精装两种。全书从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写起，历经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国共内战，以及新中国建立后大大小小的社会运动、政治风波（大跃进、反右、文革、八九等等），一直写到2000年新世纪的钟声响起。全书立论宏富、资料详实，详略有致，文字洗练。自然，最大的看点还是作者参阅了大量他人无缘与面的内部资料：比如毛周等领导人的会谈记录、一些当事人的未刊日记或口述记录。在许多重大事件、人物评价上，都有崭新的突破。坊间学者把这部书看作某种风向标：看作者写了什么，没写什么；写了的具体写到哪一步，提法上评价上有什么新的突破；浓墨重彩的是什么，轻描淡写的又是什么……总之，这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关于20世纪中国历史的鸿篇巨著。它既是作者研究历史50多年的总结之作、心血之作，也是近现代中国史研究方面的大手笔、世纪之作。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会发生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他为什么要那样做？这是许多人觉得难以理解的问题。
　　毛泽东一直把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作为自己奋斗的目标。他渴望在中国建立起一整套全新的社会制度，并且鉴于苏联的教训，力求找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但那时中国共产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并不清楚。“毛泽东和中央主要领导人很自然地按照战争年代经验来设计社会主义的蓝图。一九五八年，毛泽东提出了以‘一大二公’为特点的人民公社构想。政社合一，工农商学兵融为一体，生活集体化，农村城市化，城市农村化，劳动人民知识化，知识分子劳动化，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毛泽东认为，这就是现时可以实行的社会制度。”“‘大跃进’失败后，他虽然纠正了一些具体措施中的错误，但对这种超越阶段的设想仍然没有放弃，真诚地坚持认为，自己设计的这一目标和手段是完全正确的，是可以实现的。”【刘国光主编《中国十个五年计划研究报告》，第286页。】这种很大程度上带有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构想本来是行不通的，但对此持有怀疑或不赞同的主张却被他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这就使矛盾发展得更加尖锐了。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以后，毛泽东越来越担心：中国以后会背离社会主义道路，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就是他常说的“出修正主义”或“资本主义复辟”。他最忧虑几种现象：一是中央领导层中出现的重大分歧，特别是农村工作中“包产到户”的主张得到不少中央领导人支持，被他认为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表现，引起他对这些领导人的严重不信任。二是社会主义社会中出现的黑暗面，特别是干部严重脱离群众的现象。他在一九六○年初就讲过：“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以后，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即全民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集体所有的企业如何管理的问题，这也就是人与人的关系问题。”“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一种生产关系。在这里，例如领导人员以普通劳动者态度出现，以平等态度待人，改进规章制度，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领导人员、工人和技术人员三结合，等等，有很多文章可做。”“这种关系是改变还是不改变，对于推进还是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都有直接的影响。”【《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34、135页。】一九六五年一月，他读了在洛阳拖拉机厂蹲点的第八机械工业部部长陈正人给薄一波的信。陈正人在信中说：经过蹲点，“开始发现了厂里从不知道的许多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如果再让其继续发展，就一定会使一个社会主义的企业有蜕化为资本主义企业的危险。”“特别值得重视的是：一部分老干部在革命胜利有了政权以后，很容易脱离群众的监督，掌管了一个单位就往往利用自己的当权地位违反党的政策，以至发展到为所欲为。”薄一波在信旁批道：“这是个问题，所以成为问题，主要是由于我们多年来没有抓或很少抓阶级斗争的缘故。”毛泽东把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在信上批示：“我也同意这种意见。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小组搞‘三同’，拜老师，学一门至几门手艺，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状态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把他们当作资产阶级打倒。”【毛泽东在陈正人1964年12月4日给薄一波的信上的批注，1965年1月15日。】“四清”运动中被夸大地揭出的种种问题，使他认为干部蜕化变质的状况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更增强他那种紧迫感。三是他认为文化教育领域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仍占着优势。前引他对文艺工作批示中所说：“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修正主义的边缘”，便是一个例子。“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把斗争重点指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不是偶然的。
　　显然，毛泽东这时对国内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已十分严重。而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领导人和许多大区、省一级的领导人对此却没有作出相应的反应。这使毛泽东非常不满。他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说过：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
　　“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访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他逐渐形成这样的想法：中国会不会放弃社会主义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关键不在城乡基层，而是在上层，尤其是中央。如果在中国自上而下地出修正主义，它的危险比自下而上地出修正主义要大得多，改变颜色也快得多。只要把上面的问题解决了，下面的问题不难慢慢地收拾。他在一九六四年底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借用“豺狼当道，安问狐狸”的成语说：“先搞豺狼，后搞狐狸，这就抓到了问题。你不从当权派着手不行。”【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插话记录，1964年12月20日。】
　　一九六六年那年，毛泽东七十三岁了。他的心情很焦躁，觉得要在有生之年，把他忧虑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五月五日，他会见谢胡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时说：“我的身体还可以，但是马克思总是要请我去的。”“我们是黄昏时候了，所以，现在趁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整一整这些资产阶级复辟。”“要把两个可能放在心里：头一个可能是反革命专政、反革命复辟。把这个放在头一个可能，我们就有些着急了。不然就不着急，太平无事。如果你不着急，太平无事，就都好了？才不是这样。”【毛泽东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谈话记录，1966年5月5日。】六月十日，他对越南领导人胡志明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毛泽东同胡志明谈话记录，1966年6月10日。】
　　毛泽东不是已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发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文化批判了吗？但他逐渐觉得那些还远远不够，只是抓了个别问题和个别人物，并没有全盘地抓起来。他不久后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这些都不能解决问题，就没有找出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毛泽东同卡博、巴卢库谈话记录，1967年2月3日。】
　　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他认为现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许多“黑暗面”，特别是在劳动生产中人与人的关系方面，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发展。在他看来，这些问题只有依靠放手发动群众来解决，“文化大革命”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一旦“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就可以充分揭露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社会。为了防止国家改变颜色，他觉得乱一阵也不怕，付出些重大代价也是值得的。这就是他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
　　西方有些学者喜欢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归结为“权力斗争”。这种看法，客气一点地说也只是主观臆测之词，并不符合实际：一来，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人向毛泽东的巨大威望和“权力”挑战；二来，毛泽东当时如果要打倒某个或某些人并不困难，根本用不着“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进行这样一场“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的两个极为严重的错误在于：
　　第一，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作了极端夸大的错误估计，甚至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长时期领导阶级斗争和群众性政治运动并取得巨大成效的经历，使毛泽东习惯于把社会上存在的种种问题都看成阶级斗争的表现，甚至把一些他所不同意的正当主张也看作“修正主义”或在“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共产党的各级干部大多有着同他类似的经历，易于接受这种观点。随着“四清”运动的发展，毛泽东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了。苏联发生的变化，更使他担心只要身边出现“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会使党和国家改变颜色。社会主义社会中本来仍存在种种矛盾，特别是当权的干部和群众的矛盾，但把问题看得越来越严重，就越来越脱离了实际。到发动“文化大革命”时，他已认定：党中央已出现了修正主义，中国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这个估计就完全错误、完全不符合实际情况了。
　　第二，对怎样消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黑暗面”，采取了极端错误的方法：不是从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下手，在前进过程中逐步解决存在的问题，而是强调“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希望通过他所习惯的激烈的阶级斗争的办法，放手发动群众，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力重新夺回来，对存在的种种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他把“放手发动群众”看成可以不需要各级党组织的领导，群众要怎么做就怎么做。甚至说出这样的话来：“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八月二十九日常委扩大会纪要，1966年8月29日。】他认为，这些都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在“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一旦没有约束地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一旦无政府主义泛滥起来，中国社会中十七年内积累起来的种种错综复杂的矛盾，包括自以为“不得志”的人同看起来被重用的人、在这件或那件事上心存不满的人以至各种个人间的恩恩怨怨等等矛盾，都在“革命造反”的漂亮口号下，以极端的甚至是无法无天的形式，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乘此活跃起来，浑水摸鱼，为所欲为。这就像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说明他那些想法严重地背离了实际。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处于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已再不能用这种办法来解决社会矛盾。否则，就只会有“天下大乱”，而不能达到“天下大治”。
　　从这种错误认识出发，形成了他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这个理论既不符合马克思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说它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因为它违反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水平这个根本原理。说它不符合中国实际，因为它不符合中国还处于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实际，并且对存在的问题作了错误的或极端夸大的估计。毛泽东却对这个理论充满自信，把发动“文化大革命”看作可以同建立新中国相提并论的两件大事之一。
　　由于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达到狂热的程度，由于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已遭到严重破坏，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发展到个人专断。一些重要领导人对“文化大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受到压制和打击。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泽东重用过林彪、江青等人。这为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伪装起来，打着最“革命”的旗号，把“左”的错误推到极端，肆无忌惮地为所欲为，干尽祸国殃民的坏事，造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全国范围的大动乱，造成国家政治生活中由他们少数人强制大多数人的极端反常的局面，给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大破坏，给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留下严重的消极后果。这十年，正是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取得突飞猛进的十年，中国却陷于“文化大革命”的内乱中，从而更加拉大了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同发达国家之间本来存在的巨大差距。
　　这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沉痛教训。

第一卷
引　言
第一章  步入二十世纪的前夜
中华民族步入二十世纪时，正处在深重的苦难中。甲午战争，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戊戌维新运动推动的变法注定要失败，但决不能因而抹杀它的思想启蒙作用。不能因为义和团运动是爱国行动，就不指出那些消极落后、甚至愚昧荒唐的东西，正如不能因为它存在消极落后的方面，便不敢肯定它是一场反帝爱国运动一样。
第二章  推倒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
海外有些学者对“清末新政”作了过高的评价，很难说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民报》与《新民丛报》的论战，把许多人心里隐藏着的根本问题：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朝政府？要不要以民主共和制度代替君主专制制度？一下子喊破了。人们常说改称“民国”无非只是换了一块招牌，但有没有这块招牌，它的区别不能小看。从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和思想解放的意义来说，没有辛亥革命，就没有五四运动。
第三章  北洋军阀统治的建立
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共和制度的传统，民国的现状又令人失望，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起来捍卫共和制度呢？原因在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民主共和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民心的趋向，是一种无形的却又常常起着决定作用的力量；精于谋算的袁世凯，机关算尽，恰恰没有把民众是怎么想的放在眼里。“督军团”现象反映出中国旧的统治秩序已经乱套，无法再利用原来那套办法来维持，只得采取这种粗暴的、更加不得人心的做法。
第四章  五四运动唤起的新觉醒
五四新文化运动怎么会发生？它是由人们对辛亥革命失败原因的痛苦反思而来。旧的社会不改造，个人再努力，也是没有前途可言的。把“改造社会”放在“个性解放”之上，表明人们对问题的认识已从表层向更深层次开掘。俄国十月革命为什么会在中国先进分子中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原因在于，它正好给了人们正在苦苦思索的问题以一个全新的答案。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有几个特点：一是用科学的理论——马克思主义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二是下决心到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工农大众中去做群众工作；三是要求建立严格的纪律以达到行动的一致。这样的政党在中国以往历史上还不曾有过。最早提出并推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是陈独秀和李大钊。
第六章   “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国民革命
对当时的国共两党来说，“合则两利”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如果一定要说谁在这中间得到的更多，发展得更快，大约只能是国民党而不是年轻的共产党。中山舰事件的经过当然有偶然的因素，但蒋介石立刻采取这样大的动作，以突然袭击的手段排除异己，显然有着更深的背景和用心，不能简单地只用偶然因素来解释。大革命为什么失败？决定的因素是客观的力量对比；应该说它的失败很难完全避免。
第七章  南京政府的最初几年
新军阀间的大规模内战，代替了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这是从一九二九年初到九一八事变前夜中国政治生活中左右全局的突出内容。南京政府建立后的最初几年，虽有过一段很短时间相对稳定的统治，实际上已为它日后的失败埋下了种子。
第八章  工农红军的苦斗
当时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路只有两条：或者是拿起武器，进行武装反抗；或者是迟疑犹豫，坐以待毙。南昌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对国民党统治的第一次武装反抗。八七会议着重批评了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放弃独立的政治立场，一味妥协退让；参加这次会议的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从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以后，在实践的探索中，逐步形成“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卷
第九章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九一八事变，日本武装占领中国的东北，民众的抗日救亡怒潮步步高涨。蒋介石在日记中也曾多次对日本的侵略表示愤慨，但他依然把对付和消灭共产党放在第一位，提出 “攘外必先安内” 的方针。红军长征，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但长征开始时，是被迫的，而且是在极端险恶的情势下进行的。华北事变的发展，把南京政府逼到几乎无路可退的地步，不能不考虑大幅度调整它的对日政策。既然南京政府日益表明抗日的决心、同中共之间已开始秘密接触，为什么它在西安事变前夜还要调动那样多军队想来消灭共产党？
第十章　全民族抗战的爆发
七七事变开始了全民族的抗日战争。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开赴前线，取得平型关战役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国民党军队中有不少爱国将士，他们在日军大举侵略面前，同仇敌忾，奋勇争先，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同优势装备的敌军拼搏，并取得台儿庄战役大捷。国民政府迁都的决定是值得肯定的，表明了“长期抗战”的决心。抗战爆发后的一年多时间内，国民党和它的军队的表现是积极的；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开始时只有几万党员和几万军队，但它充分发动并依靠民众，充满活力地向上发展。
第十一章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怎样看待国民党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战场的关系？它们是相互补充、互为支持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向宣扬民族失败主义，走上叛国投降；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仍坚持抗战，这是值得肯定的。当日本军事进攻压力明显减轻后，蒋介石关心的重点就从对日作战逐渐转向防共反共方面。百团大战鼓舞了全国人民，使所谓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说法不攻自破。延安整风最重要的历史贡献是使“实事求是”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使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更加成熟起来，不仅对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而且对此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第十二章　胜利快要到来的时候
一九四四年豫湘桂大溃退造成的强大冲击波，使大后方人心发生急遽变动，在相当程度上埋下了国民党政府失败的重要种子。在八年抗战中，国民党表面上看来依然是庞然大物，但它的政治地位和受民众信任的程度，却一步步衰落下去；共产党的力量却从小到大地迅速壮大起来，并且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朋友。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成为中华民族重新振兴的枢纽，同时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十三章　和平建国希望的破灭
对待面临的严重的内战危机，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怎样的？它力争和平，也做了两手应对准备。需要用多少时间来“消灭”共产党？蒋介石的两个主要将领何应钦和陈诚的估计略有不同：何应钦认为要两年，陈诚认为半年就够了。
第十四章　人心向背的较量
人心向背，是最终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解放战争中，军事局势迅猛发展。国民党统治区内以学生运动为先锋的民众运动风起云涌，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人心的变动。在中国，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坚决地、脚踏实地地在乡村中领导广大贫苦农民，把几千年没有能解决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从根铲除；这是中国共产党所以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奥秘所在。民主同盟坚决拒绝参加国民大会，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动向，反映出原来处于中间状态的人们在政治态度上的进一步变化。
第十五章　夺取民主革命的全国性胜利
中国人在经历了那么多的屈辱和苦难以后，经过一百零九年前赴后继、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曾经不可一世的内外敌人，取得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旧时代结束了，新的时代开始了。
第三卷
第十六章　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新中国许多事情处于草创时期，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也缺乏成熟的经验；它的基本格局一旦确定下来，对中国日后的发展就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现在回头来看，可以惊奇地发现当年作出的那些重大决策是符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
第十七章　抗美援朝战争
美国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阻止解放军对台湾的进攻，是在中国作出抗美援朝决策以前，这完全是美国政府单方面干涉中国内政，抗美援朝根本不是什么“惹火烧身”，更不是因此而妨碍了解决台湾问题。抗美援朝战争使全世界重新认识了新中国：中国人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任人欺凌，已不再是以往西方人眼中的“东亚病夫”；她热爱和平，但决不能容忍别人强加于自己的威胁和侵略。
第十八章　大规模社会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在抗美援朝和大规模社会改革的同时，经过全国人民的努力，到一九五二年，国民经济得到全面恢复和初步发展。在短短三年内，在如此紧张而头绪纷繁的环境中，能够实现这样的目标，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第十九章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是从此刻开始的。它的主体是靠社会主义工业化；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是它的两翼，在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的缺点和偏差。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三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基本政治制度，在一九五四年完整地确立起来。
第二十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上）
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建国初期各项工作的顺利发展，给中国共产党人造成一种错觉：似乎一切都会一帆风顺地向前发展，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复杂性严重认识不足。在经济建设中，出现急于求成的 “大跃进” 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整风过程中，对极少数右派分子的进攻进行坚决反击是必要的；但是，把一些从善意出发提出的尖锐意见，以及虽说了错话但并非出于敌意的意见，都看成敌对势力的活动，用习惯的对敌斗争的方式来进行，使反右派斗争严重地扩大化了。八大二次会议重新突出并夸大国内的阶级斗争， “以阶级斗争为纲” 的“左”的错误，就以此为起点，一步一步地形成。
第二十一章　社会主义建设在曲折中前进（下）
“大跃进”以来的巨大挫折，使领导人的头脑逐步清醒过来，提出 “大兴调查研究” 之风，实行以调整为中心的八字方针，全国人民同心同德，战天斗地，使国民经济较快得到恢复和发展。但在一九六二年 “重提阶级斗争” 后，在政治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内“左”的指导思想又迅速发展起来，把学术观点和政治问题等同起来，混淆了是非界限以至敌我界限，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人人自危的紧张空气；这种文化批判直接引向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尽管走过一条曲折的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起来后的这十年，仍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
第二十二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上）
毛泽东迫切地期望能实现并保持一个公正、平等、纯洁的社会， “文化大革命” 正是他所想找到的那“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并消除这些“黑暗面”，实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社会。怎样才能做到这些? 毛泽东决心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并且抓住了两个具有巨大冲击性的力量：一个是大字报，一个是红卫兵。但他对这种“黑暗面”作了极端夸大的错误估计，甚至混淆了是非，混淆了敌我；又采取极端错误的方法，想经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刘少奇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和国家主席，被非法隔离和批斗达三年之久，含冤逝世；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冤案。在这个时期，还有两件社会影响面很广的大事：一件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件是干部下放干校劳动。
第二十三章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下）
林彪事件的发生，是绝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使不少人对“文化大革命”以来曾经深信不疑的事情产生了怀疑，客观上宣告“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的破产。在十年大动乱中，民主和法制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失去保障，大批干部和群众遭受残酷迫害；社会经济屡经挫折，拉大了中国同世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极端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社会风气和人们道德水准显著下降。它所造成的恶果，影响深远。
第四卷
第二十四章　伟大的历史性转折……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远不限于结束了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徘徊，而且开创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局面，使它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第三次历史性巨大变化的起点。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上一系列的拨乱反正，使中国从“文化大革命”后的一片混乱中，重新理出头绪，走上了正常发展的轨道。改革开放也开始全面起步，给社会主义赋予新的生机和活力。
第二十五章　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提出来的。高举这面旗帜，就使十几亿中国人在前进中有了明确的共同方向。
第二十六章　在风浪中奋勇前进
在国内发生了一九八九年那场政治风波；在国际上发生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发生了西方七国的对华“制裁”；中国能不能排除重重困难，进一步打开一个新局面，再一次面对严峻的考验。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在惊涛骇浪中继续奋勇前进。
第二十七章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标志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紧紧结合在一起，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重大突破，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重大决断。
第二十八章　迎接新世纪
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作报告，郑重地宣布：必须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不动摇，坚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 “三个代表” 的提出，是在新的世纪之交的关键时刻，面对急剧变动而又错综复杂的新情况，要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履行自己所肩负的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伟大历史使命必须深刻思考和紧紧抓住的三个要点。
第二十九章　历史的启示
一部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也可以说是中国人在这一百年内实践记录的总汇。它有过悲惨的遭遇，也享受到胜利的欢乐；在取得胜利的过程中，有巨大的成功，也经历过严重的挫折。一切言论和主张，都在如此丰富的实践中经受检验。它比任何滔滔雄辩更能说明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谬误，给后人留下无穷启示。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