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治<br> ◎一朝天子一朝臣<br> 明太祖时期，采用严刑峻法整顿吏治，很有成效，可是到了明世宗时，帝王昏庸，官员冗多，吏治混乱。一个参加过《永乐大典》编修的和尚看到这种情况就说：“洪武时，秀才做官，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惊骇，费了多少心力，办成了多少事。结果小有过错，轻则充军，重则杀头。如今好了，秀才做官，尽情受用，皇恩是宽大了，可干了几多事呢？”<br> ◎公器不能私用<br> 明初，朱元璋对于官员的管理相当严格。安吉侯陆仲亨从陕西公干返京途中，未经许可，擅自乘驿传。朱元璋知道后，大发雷霆，当朝训斥他说：“兵荒马乱之后，老百姓刚刚过上太平日子，一个农家能买上匹马已经很不容易了，要是所有的公侯朝臣都像你一样，老百姓可怎么活呀？”陆仲亨被训得抬不起头，更怕有一天大祸临头，从此郁郁寡欢。<br> ◎说你不行就不行<br>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任吏部文选司郎中，掌管人事。当时的首辅王锡爵年老致仕，万历皇帝要顾宪成他们一起草拟首辅候选人。顾宪成和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认真考察，根据个人的品行威望以及个人才能，草拟了一份名单，交给皇帝审阅。孰料，顾宪成他们的名单中正好有皇帝不喜欢的人，于是不由分说就把这份名单否决掉了，顾宪成他们据理力争，神宗当即指责他们不会选人，是“徇私”的做法，做了个“司官降杂职”的批示，将顾宪成一干人等全部问罪。这就是神宗时的吏治，皇帝说你行你就行，否则就是再有才也是徒劳。<br> ◎纸糊三阁老。泥塑六尚书<br> 明成化年间，内阁为首的刘吉、万安、刘翊三人，位至宰相，却一味“蒙耻固位”，对国家大事置之脑后，毫不关心，整日要么忙着与阉党朋比为奸，争权夺利，要么昏昏度日，毫无建树，时人讽刺他们尸位素餐，就噱称其为“纸糊三阁老”，爱憎之意，一目了然。当时的六部尚书是吏部：尹曼，户部：殷谦，礼部：周洪谟，兵部：张鹏，刑部：张蓥，工部：刘昭，他们六人对于三阁老的做法噤若寒蝉，谁都不敢多言，唯恐招惹事端。当时的人不满他们的胆小怕事，就说六部尚书是“泥塑六尚书”。宪宗朝的吏治可见一斑。<br> ◎刘棉花<br> 刘吉在明代成化、弘治年问做了18年大学士，是当朝少见的“不倒翁”。这人最大的作为就是奉承皇帝，对于营谋私利很有手段。尽管屡屡受到一些正直朝官的弹劾，却总是毫发无损，始终不倒。当时的人讥称他为“刘棉花”，就是形容他的官位耐弹，久弹无损，而且越弹皇帝就越宠信他，而凡是弹劾他的官，都被他怀恨在心，找机会一一驱逐出朝廷。后来刘吉知道了自己的外号，恼羞成怒，还怀疑是当时落第的举人们因为考不中怨恨自己而起的，于是就请求皇帝规定，举人三次参加进士考试考不中的就不能再考。这当然遭到了举人们的不满，所以向礼部请求，最终朝廷没有采纳刘吉的请求。不久刘吉退休了，他的仇没有报成，外号“刘棉花”却流传了下来，成为人们的笑柄。<br> ◎三杨开泰<br> “三杨”，即杨荣、杨溥、杨士奇，他们在任辅臣期间，安定边防，整顿吏治，发展经济，使明朝的国力继续沿着鼎盛的轨道发展，明代阁臣的地位得到空前提高，由原来的皇帝办事员转变为具有丞相性质的辅臣，他们因此被史家视为名臣。明人焦竑《玉堂丛语》卷七中有言：“正统间，文贞（杨士奇）为西杨，文敏（杨荣）为东杨，因居第别之。文定（杨溥）郡望，每书南郡，世遂称南杨。西杨有相才，东杨有相业，南杨有相度。故论我朝贤相，必曰三杨。”三杨可谓开明一代之泰！<br> ◎如此朝廷怎能不亡<br> 弘光皇帝对于朝廷不闻不问，马士英和阮大钺作威作福，他们把朝廷中反对他们的官员都遣到了外面，朝廷就是他们的天下。他们还把各个官职公开拿来售卖，只要有钱，什么人都可以做官。当时的民谣就说：“都督多如狗，职方满街跑；相公只爱钱，皇上但吃酒。”有这样的当家人，南明能坚持下来也算是奇迹了。<br> ◎贪污成风<br> 明朝嘉靖以后，官场中贪风大盛，从首辅到吏员无不贪贿，当官竟然成了一场贪污竞赛。《新会县志》风俗篇中有记载：正德、嘉靖年之前，有两袖清风的人辞官回家，邻里都纷纷慰劳，啧啧称赞；如有贪官回乡，众人皆耻于与之来往。嘉、隆之后，风向大变，有官员退休，乡人竞不问人品，唯问揣了多少金子回来。人们相与嘲笑的，就是那些清白贫穷的“傻官”。民心若此，可见官风如何。<br> ◎海瑞吃肉<br> 海瑞做了知县后，生活还十分的朴素，平常只吃些自家种的菜过日子，难得吃肉。一日，他的下属突然看到他手里提着肉回家，当时十分惊讶，就把它当成新闻到处传播。传到总督胡宗宪那里去，竟也被当作奇谈，胡宗宪对人说：“昨天我听说海县令买肉了，足有二斤呢！”后来真有好事者前去打探，才知道那天是海瑞母亲的大寿，所以才破例吃肉。<br> ◎大小丞相<br> 严嵩入阁之时，已经是年过六十的老头了，老朽糊涂。世宗御札下问，他常常是瞠目若呆，摸不透其中的旨意。但是，他有一个奸猾机灵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仗着父亲的权势，官至工部侍郎。他晓畅时务，颇通国典，见了世宗咨询的手札，往往能揣摩曲中，迎合世宗的意思奏答。他又以重贿收买世宗的近侍，叫他们把世宗的言动举措，无论巨细都向自己报告。因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时，他都早有准备，办得让世宗很满意。严嵩见儿子奸猾，便偷偷让他代为办事。诸部府有事请他裁决，他也总是说：“等我与小儿计议后再定。”朝廷上下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而严嵩不能一天没有其儿子。有的人则干脆称“大丞相、小丞相”。大明的朝政也就被严嵩父子掌控了，官员在严府求见请示严世蕃的，络绎不绝，门庭若市，有些官员在严府等了一整天都得不到召见。士大夫侧目屏息，不肖之徒奔走其门，送礼的筐篚相望于道。<br> ◎况青天<br> 明代苏州府赋役繁重，胥吏多是奸猾之徒，最为难治。况钟任苏州知府，决定大规模治理。他到任之初，不动声色，暗中对属吏进行考察。况钟处理政务的时候，吏员环立在他周围请判牒。他假装对政务不懂，询问左右，大都按照这些属吏的意思进行办理。属吏非常高兴，认为新来的知府愚庸无能，糊涂可欺。三天后，况钟召集群吏，责问他们：“先前有事应该做，你们不让我做；有的事不该做，你们强迫我做。你们贪赃枉法，欺上瞒下，罪当死。”他还把皇帝所赐的敕书当众宣读，读到“属下官员有作恶害民的，你可以逮起来送到京城”时，属吏都大惊失色。况钟一一宣布他们贪赃枉法的罪行，将情节特别严重的几个人立刻处死。属吏们看见况钟做事坚决果断，再没有人敢冒犯他。不久，况钟又裁撤平庸无能的属官，惩治贪污受贿的官员。宣宗很赞赏况钟的做法，曾对众臣说：“知府是一郡的表率，身体力行必定从廉洁奉公开始。况钟肯定是廉洁的人，廉洁之后才能去贪。知府能去贪，则贪官一定会有所收敛！”果然，通过况钟的整治，苏州府的坏风气得以扭转，吏治逐渐清明，百姓也大多遵纪守法了。<br> ◎当官不知民，不如不当<br> 山西和浙江两个州县的学政、教谕进京朝见。朱元璋问他们民间情形怎样？庄稼收成如何？这两个人是教育官员，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州县教委主任，在皇帝面前不敢信口开河，于是老老实实回答说：“于民事所知不多。”谁知，朱元璋拍案大怒，曰：“哪有久居民间而不知民情世务的道理？”立即下令将这两个倒霉蛋儿撤职，流放到了边疆。<br> ◎治贪不徇亲<br> 朱元璋对自己制定的法律，带头实行，而且执法相当严厉，这在中国古代封建皇帝中是少有的。他的女婿、驸马都尉欧阳伦，凭着自己是马皇后亲生女儿安庆公主的丈夫，不顾朝廷的禁令，向陕西贩运私茶。后来河桥巡检司的一位小吏向朱元璋告发了此事。朱元璋立即下令赐死欧阳伦，同时他还发了通敕令，表扬那位小吏不畏权贵的斗争精神。开国功臣汤和的姑父席某隐瞒了在常州田产以逃避税收。朱元璋说：“席某是仗着汤和的权力，不畏惧法律才敢这样。”常遇春拼了命地为他说情，太祖毫不动摇，还是把席某给杀了。<br> ◎难得的幸运者<br> 明成化十一年己未科状元谢迁，是乡试解元，又中状元，由修撰累迁侍讲学士。弘治八年入内阁参政，不久加兵部尚书、东阁大学士。他目光敏锐，长于论辩，与刘健、李东阳共理国政。当时流传“李公谋、刘公断、谢公尤侃侃”等语。武宗继位，刘谨擅权，他因上书请诛刘谨，遭人诬陷，愤而辞官。刘谨被诛后他得以平反复职，嘉庆六年他已79岁，世宗以手令起用为武英殿大学士，礼部尚书，重新人阁。他的弟弟进士出身，官至广东布政使，儿子乡试解元，殿试探花，官至吏部左侍郎。兄弟进士高官，已属盛事，父子解元兼鼎甲则更为罕见。像谢迁这样状元出身，位至高官，又享高寿，子弟亦有出息，其人生价值得以充分体现，可称为幸运者，谢迁就是一个难得的幸运者。<br> ◎内臣贤于外臣<br> 明朝成化年间，章瑾向皇上献宝石，被提升为镇抚司。皇上命令太监怀恩传这道圣旨。怀恩说：“镇抚司掌管天下所有的案件，是武臣的最高职位，怎么能让章瑾担任呢？”不肯传旨。皇上说：“你敢违抗命令吗？”怀恩说：“不敢违命，只是担心违背国家法度。”于是皇上让覃昌传旨。怀恩又叫兵部尚书徐子俊上奏章，希望从中再劝谏皇上，徐子俊推辞不敢做这件事。怀恩叹息道：“我早就知道外廷当官的没有人坚持正义。”后来怀恩因为正直被贬到凤阳。弘治初年，怀恩被召回京师，官居司礼，帮助孝宗皇帝治理天下，终生受恩宠荣耀。<br> ◎仁宗身边的“魏征”<br> 杨士奇以直言闻名，他是仁宗身边的魏征。有一个叫弋谦的大理寺少卿，在一次上奏言事时态度激昂，言辞猛烈。许多想讨好仁宗的官员指责他是沽名钓誉，有失大体。仁宗也讨厌他。杨士奇又进谏说：“弋谦是应陛下的号召陈言的，如果要加罪于他，今后谁还敢说话呢？岂不是要叫君臣自此结舌吗？”仁宗听他说得有理，马上改变对待弋谦的态度，把他提为副都御史，并安慰说：“卿素来清直，好好为朕办理，勿怀疑瞑。”同时，还下一道诏书自责过错。<br> 有一个喜欢恭维的官员上书歌颂太平，仁宗把奏疏让群臣传阅。满朝文武都认为歌颂的对，唯独杨士奇不以为然。他上奏说：“陛下的恩泽虽然普及天下，但是，如今流浪的人尚无所归，疮痍尚未平复，老百姓还很困苦，还须休息数年，才可能达到太平。”仁宗同意这种看法，并责备众朝臣说：“朕对待众卿以至诚，希望尽力匡扶。但只有杨士奇曾多次上章指出时弊，而卿等皆无一言。难道朝廷果真没有弊政，天下真的太平了吗？”众朝臣听了，都感到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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