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 从淮西走来的贫民皇帝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
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
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
贼做官,官做贼,混贤愚,哀哉可怜!
这是元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的一阙《醉太平·小令》,它深刻地暴露了元朝末年黑暗动荡的社会现实。
元朝从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为大元,建立元朝,到1368年灭亡,还不到百年,与中国历史上其他大一统王朝相比,国祚是比较短的。这主要是由于蒙古族建立的大元朝具有明显的二元性特征:一方面,忽必烈即位后曾推行了一系列“汉法”,奠定了中央集权王朝的基本框架,另一方面旧有的“草原本位”色彩并未完全褪去。直到元朝后期的蒙、汉文合璧碑铭中,汉文“大元”国号在蒙语中仍译作“称为大元的大蒙古国”或“大元大蒙古国”。元朝纪年方式汉、蒙并用,皇帝死后也同时有蒙、汉两种纪念性称号。如忽必烈按汉族传统的庙谥为“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而蒙古“国语”谥号则为“薛禅合罕”,意即贤明之汗。这表明元朝的皇帝实际上在一身兼任两种角色,既是汉族臣民的皇帝,同时仍然是蒙古草原百姓的大汗。
坚持“草原本位”的元朝统治者对汉文化存在隔阂,缺乏长治久安之策。历史学家钱穆评价说:“蒙古恃其武力之优越……其来中国,特惊羡其民物财赋之殷阜,而并不重视其文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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