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宏观历史观念下，集中导致了明朝灭亡和“满洲征服”的17世纪中国的各种问题，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经济实力和扩展的长期而上扬的曲线图上，只是短暂的一次下挫。它们是一次短暂而剧烈的世界性财政危机的支脉，也许因不利的气候变化而更加恶劣，而导致此次世界性财政危机的原因，是银锭供应和流通的一次突然的异动（弗兰克，1998，第246-247页）。弗兰克不大理会17世纪欧亚大陆总危机的说法，这为明清中国保留了一幅400-500年霸权周期的合乎节奏的图景，而这个霸权周期是可以回溯到公元前1700年的。这一看法是他和盖尔斯在1993年提出来的。直到18世纪中叶之后，亚洲就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支配地位而言，才在19世纪早期进入了周期性的下滑，而中国是亚洲中最后显现这一下滑的地区①。西方由于从新大陆获取金银而使自己大发横财，所以直到此时，它才能够买到通向支配觊觎已久的亚洲贸易的门路，并因此开始了当今这个欧美超级霸权的周期，而破天荒地以北大西洋为核心（弗兰克，1998年，第5-6章）。在这幅图景中，无论中国是哪个朝代在统治，这一“金银通货论调子的单色”（阿德斯亥德，1999年，第1274页）都是无甚分别的。<br>对世界体系论有几种典型的批评，或说其特点是过于狭隘的、单一经济因果的解释和值得怀疑的整体论假设，或说它没能充分地对这个周期进行实证，在史实上还经常出错，等等（山农，1989年，第6章），这些批评一直被用来针对弗兰克的非正统世界体系学说。而弗兰克本人则呼吁对诸如收入分布、要素成本、技术创新等方面进行更为比较性的研究，以检验其周期的可：靠性。仿佛预料到这一暗示，有若干对中国和欧洲的政治经济进行实证性的历史比较出现了，结果这些历史比较一方面支持了弗兰克的研究，另一方面又质疑了他的研究。<br>王国斌的《转变的中国》（1997年）和彭慕兰的《大分流》（2000年）都对中国和欧洲进行了复杂精细的比较。他们都试图解释为什么在19世纪以前欧亚大陆的两端在几百年中的发达程度都比较接近，但欧洲却单单以与人们的直觉和预期相反的许多方式，突破了在两个地区都同样明显存在的斯密型和马尔萨斯型对成长的限制，成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持续人均经济成长与扩展的体系的核心。即，他们试图解释为何是欧洲，而非中国，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成为工业化的和“现代”的捷足先登者。王国斌和彭慕兰都把中国视为出色地应对世界上的所有发展中地区都将面临的各种生态问题的国家。这些问题主要是基于逐渐严重的食品和燃料资源短缺基础上的人口压力。另外中国还要应付19世纪行政效率减弱的问题。但二人都反对中国在19世纪最终屈服于环境耗竭和人口过剩，只好靠20世纪生产关系的西化来挽救自身这样的说法。相反，清代中国被描绘为在日益具有挑战性的生态条件下引领着广袤版图和众多人口达到几近完美的前工业化社会经济繁荣的顶峰。这一成就的取得，是几百年内经济安排、政治结构和国家机器建设最佳化的结果。无论按照任何客观的标准，这些举措在肇始于公元前3世纪的帝国王朝秩序的最后几百年中仍保持着合理性。<br>但在强调超越、威胁和改变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欧洲现代性的形成时，王国斌和彭慕兰却产生了分歧。王国斌认为，在与中国经济依然相似的欧洲经济同欧洲、而非中国所发生巨大变化的政治条件之间（变化的结果并非明显更有效），存在着互动，他强调的是这种互动中的偶然性；彭慕兰则在把偶然性贬损为一种解释方式的同时，强调欧洲人因进入新大陆而获取的横财及其与加大开采矿物燃料的关系，以及他们在新旧大陆间咄咄逼人地追求武力海外商业贸易的作用。<br>王国斌和彭慕兰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比弗兰克更为广泛地考察了各种要素。他们在清代发现，中国的某些核心区域，与日本和欧洲的一些可供比较的地区一样，一直是最成功地将人类活动前工业方式的可能性最大化的地区。考虑到中国在版图和人口方面都具有大得多的规模，人们可以推断说，清在当时的世界上是最成功的政权。但无论是在王国斌还是在彭慕兰的概念中，清的秩序都并非是有重大意义的新秩序。特别是王国斌强调了中国周而复始的“农业国家的再生产”，及其在回应经济扩展与经济收缩周期时的变迁。在长时段中，这些周期产生了更大规模的经济，这个类型在经历了公元1100年的唐宋变革期之后，尽管出现了金、蒙古和满洲的入侵，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规律性。他承认，与明相比，清具有更强的军事侵略性和扩张性（1997年，第95-96页）。而彭慕兰，对他来说，则沿着他的分析思路，引证了某些影响中国表现的清的政策和取向，比如政府更大规模地卷入和拓展到中亚、而非海上贸易的范围（2000年，第173、203页）。但是，和弗兰克一样（而与本书的几个作者形成对比），在王国斌和彭慕兰的大历史研究中，无论明还是清（的确，无论17世纪是否发生过王朝更迭），几乎都是无关紧要的。<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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