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说
一、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创造过灿烂的古代文明。中国文明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据有重要地位。这种文明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诞生，又怎样兴起和发扬光大，不仅中国学者在长期进行探讨，国际学术界也把它当作相当热门的研究课题。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明起源的问题也就是阶级社会和国家起源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其晚年仔细研究了美国学者摩尔根的著作《古代社会》。马克思写有《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于1884年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恩格斯在这本经典著作里，以唯物史观详尽地分析了人类由野蛮到文明的发展历程。他根据希腊人、罗马人和德意志人等实例，探索了氏族制度如何解体，研究破坏氏族组织以至将之消灭的经济条件，指出“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这些研究和结论，奠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明起源的基本理论。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恩格斯的著作没有具体讲到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来中国以后，便有学者开始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运用到中国古史的研究中去。1929年，郭沫若发表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以恩格斯这一经典著作为向导，研究了恩格斯未曾提及的中国的古代社会。此后，有不少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的作品中接续着郭沬若的工作。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一些史学家曾对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作过研究。在西方，恩格斯著作的观点影响到人类学、考古学界，例如英国的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关于史前考古和古文明的若干看法，像新石器时代革命、城市革命一类观念，传播的范围是相当广的。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讨论文明起源问题的热潮，有一系列论著。如1968年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1975年塞维斯的《国家与文明的起源》，1978年穆瑞主编的《文明的起源》和柯恩、塞维斯主编的《国家的起源》等，都代表了这一趋势。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也涉及中国的古代文明。
近十几年来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也是学术界非常重视的题目，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发表了许多论作。这些新作的思想观点，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等早期作品相比，有着颇为显著的发展。综合起来看，可以说有以下几项特点：
第一，加深理论的探讨。
研究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著作，大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同时借鉴吸收了晚近国外一些论著的观点。这特别表现于文明的标志或要素的讨论。按马克思主义理论，阶级和国家是文明产生的根本标志，但对于判断某一古代社会，尤其是考古工作中的具体古代遗址是否属于文明社会来说，还可以提出若干要素作为根据。在国外著作中，上面提到过的英国丹尼尔的《最初的文明》即列举文字、城市和复杂的礼仪中心三项要素，并且说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其中两项，便可判定属于文明。日本贝塚茂树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集《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的补记里，则举出青铜器、宫殿基址、文字三项要素。
1983年，夏鼐先生应日本广播协会之邀作公开演讲，其中一次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题。他说：“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了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它们一般都已经发明文字和能够利用文字作记载（秘鲁似为例外，仅有结绳纪事），并且都已知道冶炼金属。文明的这些标志中以文字最为重要。”这样的见解，当前在国内学术界较为通行。
第二，强调考古学的重要。
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撰著的时代，现代考古学在中国刚刚发轫，还没有取得多少成绩。经过60年左右的辛勤努力，中国考古学已具有举世公认的辉煌成果。中国古代文明，包括其产生和形成时期的面貌，业已在考古学者的锄头下逐渐显现出来。
世界各种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无一例外地都要依靠考古学成果来研究解决。这是因为从野蛮过渡到文明的历史阶段，文字仅处于萌芽状态（在某些地区还没有发明），自然不能有直接的系统的记载。中国古代有大量典籍，不少传流至今，但涉及文明初期的材料究竟是有限的。研究这方面应以考古材料为主，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第三，重视传说的价值。
上面说考古学重要，不等于认为传世古籍中的古史传说没有意义。晚清以来兴起的疑古思潮，以为古史传说所指的时代越古，后入作伪的成分就越多，也便更不能凭信。20世纪50年代已有学者不赞成这一观点，他们对古史传说作了细心的整理分析，发现了好多有价值的线索。随后，有的学者还根据传说进行考古调查，如徐炳昶对豫西夏文化的调查工作，有很引入注意的收获。
1982年底，尹达为《史前研究》杂志的创刊写了一篇《衷心的愿望》，是他最后的学术论文。他在这篇文章里问道：“我国古代社会的传说里究竟是否全属伪造？在这些疑说纷纭、似是而非的神话般的古史传说中是否有真正的社会历史的素地？”他认为，考古学的发展已经“充分证明这些神话的传说自有真正的史实素地，切不可一概抹煞”。
第四，反对文明起源单元论的观点。
在研究古籍中的传说方面，邵望平关于《尚书、禹贡》的论文很令人发生兴趣。文章提出，公元前第三千年期间，特别是其中、晚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史前文化发生了大的社会变革，进入考古学上的龙山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龙山文化群体，是中国文明形成的基地。《禹贡》记述的九州，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文化区系相对应，其内容之古老、真实，绝非后人凭想象所能杜撰。邵望平认为，中国古代文明以黄河、长江流域为基地，中原地区为中心，是多源的。过去考古学尚未取得足够材料去打破中国文明起源于中原的单元论，现在考古学已为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打下新的基础，单元论的传统观点就被打破了。
文明起源单元论的破灭，是考古工作在全国各地进一步普遍开展的结果。许多地区考古学文化演进情况逐步清楚，使各种文明要素产生的过程也趋于明朗了，下面试从几个方面，勾画一下中国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应用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初步结果。
首先，谈一下金属的使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生产力是经济基础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在生产力中，生产工具的进步又是生产力发展的标志。
现代考古学证明，不少古国的文明时代的开始，和青铜时代的到来大体相当。中国的青铜时代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课题。
人们都知道，商代已经是青铜时代，而且青铜器的制作工艺达到了非常复杂发展的高度。不过，直到20世纪50年代，大家所知道的商代青铜器，只限于商代后期（即大约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迁都到殷以后）的器物。这在考古学上，叫做殷墟期的青铜器。比殷墟期更早的商代青铜器，是通过河南郑州和辉县等地的发掘而确定的，由于郑州二里岗出土的这种器物较多，就叫做二里岗期的青铜器。
二里岗期青铜器属于商代前期，其工艺当然不像殷墟期那样发展，但仍然是有相当高度的。这种青铜器特点是器壁比较薄，花纹比较简单，可是礼器、兵器、工具品种齐备。殷墟期的主要器种，这时都已经有了。有的器物形制很大，例如方鼎的高度有达到1米的，比殷墟期最大的后母戊方鼎只低0．33米。这个时期青铜器的出土地点分布得相当广，远到长江中游的湖北黄陂、陕西汉中的城固，都有不少发现，而且其形制、花纹和郑州等地所出差不多一样。这说明，商代前期的青铜工艺绝不是原始的。
比二里岗期更早的青铜器，主要是在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发现的，所以叫做二里头文化青铜器。若干学者主张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他们的意见如果不错，这种青铜器便属于夏朝。无论如何，二里头文化显然是青铜时代的，所出器物虽比二里岗期的商代铜器又粗糙简单了一些，然而仍然不是原始的。据发掘者统计，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礼器有鼎、爵（数量最多）、觚、單、蚕，兵器有戈、戚、箭镞，工具有凿、锛、锥、钻、镬（陶范）、刀、刻刀、鱼钩等，另外还有铜铃、铜泡和铜饰牌等物。这些器物的工艺颇为复杂，使用了合范法浇铸，还有分铸、接铸的技巧。有的器物镶嵌有美丽的绿松石，有多种纹样，个别器物上还发现有鎏金痕。这充分表明，当时的人们能够制造出更大更复杂的青铜器，可能蕴藏在迄今尚未找到的大墓里面。
过去，有人看到殷墟期青铜器很发达，又还没有找到更早的渊源，就认为这种生产技术是外来的。现在二里头文化的发现已将中国青铜器的传统上溯到夏代，那么这个传统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近年的考古工作中，从青海、甘肃、陕西到河南、山西、河北、京津、内蒙古，以至山东，都发现有年代早于或相当二里头文化的铜器或者制造铜器的遗存。其中年代最早的，当推1973年在陕西临潼姜寨一座仰韶文化房子基址发现的半圆形残铜片，房子的碳素测定年代是约公元前4700年。这块铜片经科学分析，是含有锌的黄铜，可能是用含锌的铜矿石炼成的。同一遗址还出土一件铜管，也是黄铜的。
1987年，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的红山文化房子基址中发现了多块陶范，可能是用来铸造鱼钩的。红山文化年代的下限，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陶范不会晚于这个年代。
1975年，在甘肃东乡林家遗址的一处房子基址北壁下发现一柄铜刀。遗址属甘肃仰韶文化马家窑类型，该房子基址的碳素测定年代为约公元前3200年。此数据可能偏早，可估计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经科学鉴定，铜刀是含锡的青铜，系用两块范浇铸制成，这是我国已知最早的一件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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