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谓乾卦在南，坤卦在北，惠士奇指出其不确，惠氏之说是矣！从表面上看，惠士奇严厉指责的是邵雍之“妄”，然其目标远非仅在于有“道家之实”的邵子。棒打邵雍，意在晦翁。如所周知，朱熹对邵雍“先天”、“后天”之说广为推衍，他说：“盖自初未有画时说到六画满处者，邵子所谓先天之学也；卦成之后，各因一义推说，邵子所谓后天之学也。”①朱子以先天八卦为伏羲《易》、后天八卦为文王《易》，致力先天卦之探讨成为此后宋《易》图书派的主导方向，《易》学的义理层面日趋形而上学化，“虚”之又“虚”，“玄之又玄”。当然，“先天”、“后天”之说为《易》学带来新气象，理学体系因之而趋于完善，《易》学哲学及其理论思维日趋精密，具有重要的学术本体意义，宋《易》精神由此而独立。惠士奇对此“呜鼓而攻”，严判儒道之界，包裹在其《易》学之中的、对邵、朱不遗余力地予以批判的动力源泉，实为自清初蔚然而兴的“理学清算”浪潮对宋《易》图书派批判的余音回荡。
第二，辨“两仪四象”。“两仪”、“四象”，语出《易传·系辞》：“《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朱熹解“《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云：“太极者，象数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称……太极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为一画者二，是为两仪。”解“两仪生四象”云：“两仪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二画者四，是谓四象。”解“四象生八卦”云：“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三画者八，于是三才略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四画者十六……四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五画者三十二……五画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为六画者六十四……于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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