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5年洪大容的中国京师行与1764年朝鲜通信使
夫马进(日本·京都大学)
一
在朝鲜与清朝的学术文化交流史上,洪大容的中国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他于1765年(清乾隆三十年,李朝英祖大王四十一年)11月离开汉阳向京师(今北京,下同)出发,翌年4月回国。
之所以认为洪大容此行在朝鲜与清朝的学术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首先是重启了因皇太极侵略朝鲜(即韩国史上所谓的1636年的丙子胡乱)而导致的两国几乎断绝的知识分子的交流。而在此前的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除了金昌业等极其稀少的特例外,朝鲜知识分子与中国知识分子无任何密切的交流。即使是金昌业与中国知识分子的交流,所涉也是极浅,根本无法同洪大容相提并论。朝鲜人认为文化上极度落后的满洲人统治中国后,汉族在满洲人的强迫下丢弃了明朝的衣冠,留下了发辫,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反抗便屈辱地接受了统治。于是,朝鲜的知识分子便自称其国为“小中华”,不但将满洲人蔑视为“夷狄”,更轻蔑地认为接受满洲统治的汉族是“今也戎狄人中国、中国之民、君其君、俗其俗、婚嫁相媾、种类相化”,而不屑与之交流。百余年中两国知识分子的交流几乎停滞,而洪大容的京师行则被视为重开这种交流的契机,因此提及其意义自然必须首先从该点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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