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为何对女人有偏见
孔子说“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将女人与小人相提并论。
最近，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在“国学班”上课时，对孔子为何发出如此感叹，推测出两种原因：一是孔子可能在谈恋爱的过程中受过挫折；一是孔子婚后家庭生活不太美满。
孔子谈恋爱过程中是否受过挫折，不得而知，如果真有其事，不知道是不是与长得不帅有关。高安侠在《另眼看孔子》一文中提到，孔子是一个“白眼仁多，黑眼仁少。鼻孔外翻，牙齿缝大。脑袋四周高中问低，活像个倒扣的痰盂，而且个头也不高”的人。长成这等形状，谈恋爱时遭女性拒绝取笑，落下心理阴影也不是不可能。
不过，孔子的婚姻生活不太美满却是真真切切的——孔子是个离过婚的男人。孔子那个时代不叫离婚，叫“出妻”，也就是后来说的休妻。关于“出妻”，古代礼书中有“七出”的规定，即妻子在七个方面（无子；淫佚；不事父母；多言；盗窃；妒嫉；恶疾）的任何一个方面“有问题”，丈夫都可据此宣告解除婚姻。孔子出妻是有据可考的。《礼记》记载：“门人问诸子思日，‘昔者子先君子丧出母乎？”’子思是孔子的孙子，这里是门人问子思：“从前你的父亲为被休出的母亲穿孝服守丧礼吗？”宋代大儒朱熹对此有注解：“伯鱼之母出而死。”伯鱼是孔子的儿子，这段史料证明孔子确实离过婚。
依我猜测，孔子是一个以事业为重的男人，为了推销自己的学问，获得君王的采用，长年周游列国，形如丧家之犬，哪里顾得上老婆孩子。做妻子的上要照顾老人，下要抚养孩子，还长年见不到丈夫，其辛酸苦闷可想而知。无论多任劳任怨的妻子，也难免唠叨，甚至生气抱怨。每当此时，估计学成文武全艺，却没能货与帝王家，只能教教学生混口饭吃的孔子，也会有一肚子的气无处发泄，夫妻之间的矛盾在所难免。
时间长了，虽圣人如孔子也可能会厌烦起妻子和婚姻来，最后找了个理由将妻子扫地出门，某一天借酒浇愁时发了一番“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感叹，被门人记录下来，成了孔子歧视女人的口实。
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孔子活着时没有在政治上混出大名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家没有“齐”好。
在女权主义高涨的时代，提倡男女平等的今天，我们不必责怪孔圣人的偏见，毕竟瑕不掩瑜。孔子不是还教给我们一个办法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皇帝老儿真的独尊儒术吗
历代皇帝都是秦家店的大掌柜，那么怎样解释汉武帝“独尊儒术”呢？怎样解释皇帝都尊孔，都对孔府倍加呵护？他们真的相信儒家的一套理论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汉武帝之所以这么做，是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的。透过对现象的深入剖析，就可以发现历代皇帝“独尊儒术”的本质。
独尊儒术
汉武帝吸取了秦始皇独尊法术迅速灭亡的历史教训，因而反其道而行之，来一个矫枉过正，开始放弃了法家的独尊地位。在汉文帝和汉景帝那个时候就不再像秦始皇那样了，他们对黄老之学、儒学有所注重。《汉书？儒林传》载：“孝惠、高后时，公卿皆物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指儒者），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司问，未有进者……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蚧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候，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文、景并没有立即用儒家，儒家反对绝对君权的理论还是具有革命锋芒的。汉初的统治者对于儒家是若即若离，经过一段震荡，儒家地位逐渐上升，到汉武帝时终于来一个“独尊儒术”。
儒家可用之一
到了汉武帝时代，孔孟反对绝对君权的思想已经被董仲舒这些汉儒们淡化了。他们又给加进去了好多“天命”、“尊卑之制”、“贵贱之差”、“三纲五行”这些消极的东西，所以新的统治者用这些变了形的儒学来统治天下，也不会影响王权的专制了。历史上各个朝代主张尊孔读经，也是因为孔孟并不反对君主制。否则，连这块招牌皇帝老儿也不准备用。西汉以后在变了形的儒家那里，民本主义几乎没有多少了，各个朝代尊孔读经才更兴旺发达起来。孔孟思想反对极端的君主专制被后儒们给阉割掉了之后，皇帝老儿才接受过来，岂不顺理成蕈！
不过，尽管孔孟思想里面有一些维护皇权的东西，但它比法家那种露骨的专制暴孽、阴苛险毒、对人性疯狂绞杀的各种说教，要强得多。就是董仲舒的汉儒，依然保留着民本主义的一些东西。如董仲舒建议采取献田、去奴婢、薄赋敛、省徭役等措施，“以宽民力”。后儒仍然强过法家的专制独裁。
儒家可用之二
后来的儒学还会保留一些民本主义，这也更得皇帝之欢，用它来约束一下各级官吏，也是再恰当不过的。当时历代统治者都需要一个好看的理论，给别人看，花花绿绿，自己不去实行，但也能欺骗人。后来的所有皇帝在言论中都讲一些儒家的民本主义的套话，有的甚至去孔府祭拜，其实自己是没有心思去实行的。
从汉代开始，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丢掉法家的严刑酷法的政治，常常是为了掩饰而外表尊孔。汉朝统治者提倡“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的内法外儒政策。汉宣帝表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汉书？元帝本记》）路温舒上汉宣帝《尚德缓刑书》中揭露了统治者尚法严刑的残酷现实。他写道：“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绝者不可复属。《书》日：‘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日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伤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贼残而亡极，愉为一切，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对于这种官吏只知用法，冤狱遍于国中的严重现实，路温杼得出结论：“故天下之患，莫深于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汉书。贾邹枚路传》）事情发生在“独尊儒术”的汉代，各级官僚依然奉行着法家的残暴政策，其他朝代可想而知了。好在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招牌，否则，路温杼这次讲孔孟思想的仁政也不可得。
封建社会的官吏们要想贪赃枉法，非得用严刑酷法不可。杀得人们噤若寒、蝉，这样做多方便，讲仁义道德太麻烦了。你一讲仁义道德，老百姓就高兴，就要求他们的各种权利了。只要承认老百姓有权利，就得承认自己的官僚权力的局限性。这样，官僚们干吗？他们不会干的，他们运用的就是严刑酷法，让你老百姓服服帖帖。
还是愚民政策
还有人可能说，汉武帝没说学法家呀？是的，历朝历代的皇帝们没有让人们去学法家的。这些统治者害怕他人学会，在这点上，他们采取的是愚民政策。而他们自己是乐不可支地偷着学呢！韩非在《五蠹》篇里明确告诉人主，不让别人学法家，只能人主一人学。韩非说：“境内之民皆言治，藏管商之书法者有之而国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比禁无用。”这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人们，法家这些书，不是老百姓学的，你们都学会了，都知谋善战，这不是对我的威胁吗？所以秦始皇焚书时把法家的书一起烧了。在国家图书馆留一本自己看就蛮可以了。中国有一句俗话，叫“挂羊头，卖狗肉”，如果用在统治者对外鼓吹独尊儒术，其实内行法术上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有的皇帝或地方上“土皇帝”自己不懂什么是法家，这也无妨，他身边肯定有一个谋士，谋权、术、势的人物出现在他身边。如刘邦身边的萧何、张良、陈平，朱元璋身边的刘伯温，近现代史上的幕僚也基本上是这类权谋之士。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类著作，如《反经》、《官经》、《商君书》、《鬼谷子》、《政训》等。这些著作都不是治国的，而是治人治官的。是一种统治术。这些权谋家，社会怎样发展，经济怎样发展，人民怎样安居乐业，人类怎样进步，甚至他们的子孙生活在什么环境里，他们基本上不考虑，他们只考虑皇帝怎样把自己的政权稳住，把位子坐稳，怎样摆平各种政治势力，怎样道貌岸然。
当然，有个别历史人物能把治国与治人结合起来，把法家的东西和儒家的东西结合起来，治人服从治国，某些有为的国君特别青睐这类人物。诸葛亮就是这种全面的人物。批儒评法时把诸葛亮当作法家，而历史上各代都把他当作儒家。从文化人格上说，诸葛亮是集儒、法、道于一体的人物。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