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李兴才先生在《论中国雕版印刷史的几个问题》中论述：“……中国印刷的发明，应在8世纪上半期。这只能说明是印书于真纸的开始，不是印刷术发明的正确时期……印刷术是经过长时期的孕育，结合无数先民的智慧，逐步发展而成的。”那么，按这个观点，印刷术承载的历史使命就是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建设一座坚固而且有效的桥梁。
正因为印刷术在精神和物质这两个层面中的中介作用，促成了唐王朝完成其自身应该担负的“民族复兴”重任。
印刷技术成熟和发展的时期，正是中国历史一个大动乱时期之后百废待兴的时期。在隋王朝短暂的统一之后，唐代的生产有了极大地发展，经济恢复得很快，这就促进来统治者对文化的诉求，这种诉求通过政治上一些改革逐渐体现出来。
尤其重要的是，魏晋以来的贵族世袭官制被废除，这就使文化更进一步地进入公众生活。代之而起的科举取士制度，在使教育普及的同时，也促进着社会科学的发展。
这样，一个稳定繁荣的社会就更需要必要的舆论宣传，而印刷术则是满足这种需要的最高手段。
由于政治上的开明，唐朝的文化政策也显永出前所未有的开明，道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等宗教思想因此得以发展和完善，这就更加促进一个社会朝“多元化”发展。
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思想进一步解放，统治者才能够以一种全新的思维看待社会形态的发展。因此，在人才的教育和使用上，唐朝才可以一改两汉的察举制度，实行科举教育制度，让在社会上占大多数的平民百姓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
“文治”的突出成就就是，随着文化观念的普及和发展，社会环境保持了持续的稳定。
那么，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一个国家的繁荣就在文化、艺术、宗教、民俗等多方面体现出来。因此，一些人认为，唐朝的文化是继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局面之后，在我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二个“百花齐放”的繁荣局面。而且它的质量水平更高，社会波及面也更广。显然，这是一个中肯的评语。
我不知道是不是性感的唐朝女子激发了当时知识分子炽热的情怀，但我仍然希望通过这样一个表述展现出一个更人文的社会背景。那就是说，当时的整个国家充满了激情和对未来世界的无边遐想，因此，唐代是一个即使是当时的人也无比留恋的年代。社会藏书增长的迅速说明，文明程度在这个时期达到了同时期世界各个文明形式所能够达到的顶点——当时已出现了万卷以上的藏书家。玄宗时，韦述家聚书二万卷，宣宗时，柳郢家有藏书万卷。
而据《古今书录》记载，当时国家藏书已达3060部，51853卷。另有佛家经律论疏和道家经戒符录2500多部，9500多卷。
政府和私人有如此完备的藏书，一个社会的文化程度也必然是让人感到欣慰和乐观的。
同时，这个现象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印刷术完全有可能是当时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一项应用技术。手抄书或许能够在政府的支持下满足国家藏书的需要，但对于民间来说，一批人可以收藏万卷以上的手抄书显然非常困难，那么，达成这个效果的最好方式莫过于印刷一一当然会有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时的印刷还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印刷，但就此辩论开来，在我，总觉得太孩子气了。
毫无疑问，社会的安定、经济的繁荣，为唐代的科学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可以说，依靠“印刷”这个概念的支持，唐朝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取得了重大成就，各学科领域人才辈出。
地理学家贾耽的《关中陇右及山南九州等图》，李吉甫主编的《元和郡县志》是史、地方面的代表作。在史学方面，还有杜佑撰的《通典》，刘知几的《史通》。
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亦达到空前水平，涌现出一大批文学艺术家。有以王维、李白、杜甫、白居易为代表的著名诗人；韩愈、柳宗元为代表的著名散文家；吴道子、阎立本、王维等画家；虞世南、欧阳洵、颜真卿、柳公权等著名的书法家。
在科学技术方面，出现了《戊寅历》、《麟德历》、《大衍历》三部最重要的历法。
医学方面，有孙思邈的《急备金要方》。
药物学上，唐代完成了世界上最早由国家制定的药典《本草》。
此外，为适应读书人查考文献的需要，参考工具书也越来越多。各学科著作成果丰硕，加强了社会对更为广泛、快速地传播科学文化知识的需要和欲望。由此也说明，印刷术已广泛使用。汉代，佛教传入中国，到了唐代，佛教更加盛行。统治阶级笃信佛教，曾派高僧玄奘西游印度17年，取回大、小乘经律论252夹，657部。各地寺院林立，僧侣人数很多，对佛教宣传品需求量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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