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4年，一个叫陈启源的人在广东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但我们的西太后并没有像日本人那样积极支持这个产业，只是一心想把自己的花园修建得更加漂亮，因此，中国丝绸行业“规模化生产”始终不过赴先进商人的一场春梦。
就在这时，作为一个竞争对手，日本已逐渐逼近我们的东海岸，而面对迫在眉睫的竞争，失去政府支持的中国丝绸业，基本没有走上台决斗的机会。
我们毫不怀疑中国丝绸从业者的爱国热情和传统手艺的精湛，但技术再精湛，也比不过日本已经“产业化”的丝绸生产，而仅托积极性，显然无法与改良自法国纺织机的“若瓜德”纺织机的效率相抗衡。
如果说，在军事的竞争中，中国士兵是拿着竹竿（上面缠着一部分铁）与日本的大炮对抗，那在“丝绸”的竞争中，情况也好不了多少，无论怎么提高爱国觉悟和积极性，在这样的背景下抗争，遭遇失败也是必然的结果。
直到满清帝国的崩盘，“皇帝”跌落尘埃，中国人才开始意识到发展民族工业是保护自身、对抗强敌的唯一出路。
依次，辛亥革命后，中国的民族工业进入历史发展最快的时期，平均年增长率达15.1 %。
虽然辛亥革命的政治成果被袁世凯篡夺，但中国已经是“民气大开”，“实业救国”的思想更是发展为当时的主流思潮。
1920年，受“欧战”影响，外国在华投资锐减，增长率仅4.5 %；而民族产业投资的增长仍保持在10.5 %左右。
1927～1937是中国民族产业发展的“黄金十年”，但，这个“黄金十年”也是日本对中国的“产业侵略”全面展开的10年，民族工业家们之所以不太察觉，是因为日本的“技术入侵”都包装上了西洋商标。
事实上，带动中国产业发展的所谓。西方科技”，是日本人经过本土化改造后的西洋技术，它的真实名称应该是“东洋技术”，在中国大规模出现的现代化设备，事实上是日本人生产的。
日本生产的纺织机开始时还叫“若瓜德”这样洋气十足的名字，后来，它们干脆就被“丰田纺织机”替代，而与之相配套的纹纸，也完全是日本生产的。
“东洋技术”更适合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原料，促使中国传统的手工工场和小型机制工厂大量更换设备，这背后的意味就是，“东洋技术”使中国传统的“家庭产业”大规模破产。
而日本是靠“自力”实现技术进步的，虽然存在一样的破产过程，但催生了新的产业，大量的人可以转行从事这些新技术行业。
中国就不一样，没有新产业可以被转移，破产后，壮丁虽然可以像日本人一样“吃粮当兵”，但由于他们参加的是不断高涨的“内战”，各方根本无法通过战争实现经济扩张，只能是仗越打，国越弱，而民就越穷。
这么说，“辛亥革命”经济上的动力，实际促进的不是中国近代产业的发展，而是更清晰地呈现出中国近代落后的本质。
这时的日本已经进入“国际化”发展轨道，他们的纺织工业先用日本棉花，本土棉花减产后，他们就从中国进口，再后来，日本绵纺干脆搬到中国生产，称为“在华纺”。
在日本“在华纺”带动下，中国的“民族纺”才开始发展。
虽然与“在华纺”竞争，民族纺织业依靠的仍然是“在华纺”的技术，这不过是加速了中国大量农田为日本种棉花的过程，也加速了中国农村的整体破产。
可以说，由于填补了“西洋技术”与中国传统技术之间的空白，“东洋技术”就有力封杀了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道路。
那些随这个过程增长起来的民族资本，没有加大投资力度发展本土技术，把挣到的利润大都用于消费，中国经济的发展就单纯由这种消费带动，也就有了上海这样繁华的大都市。
奢侈消费品需要中国拿更多的物质交换，因此，随着“经济发展”，中国更加贫困。
而因为要生产更多的消费品满足消费，中国民族工业就需要购买日本的“东洋技术”，这就在民族产业不能完成技术革命的同时，间接促进了日本的进一步发展。
日本的丝绸产业虽然也消耗了大量日本资源，但他们的产业交换回的不是奢侈的消费品，而是实实在在提升自己技术的经济财富，他们再利用这些财富继续发展技术，其经济增长率虽然只有2%，远低于中国10%以上的增长率，但中国却更加无法与日本对抗了。
因此说，近代日本的表象是“军事优越”，其实质却是丝绸产业的先进。
这么说，支撑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事实上是丝绸产业。
当时，日本向美国大量出口丝绸，换取外汇后，他们再向欧洲购买设备和材料，提升强化自己的多种工业。
1929年，全球出现经济危机，日本对美日的丝绸出口也大幅度减少。
“贸易链”的断裂，使日本不得不把军队开进中国东北，然后再进入中国本土，日本人认为，只要建立起一个“自给自足”（用中国的生丝加工丝绸满足对外贸易）的“大东亚共荣圈”，那么，日本就有可能趁世界列强经济衰退的时候，成为世界秩序中一个最有发言权的“领袖级国家”。
这个念头足够疯狂，直接促使日本人放弃了对中国的“商业心态”，他们开始直接抢了，他们认为，抢劫比交易更有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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