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云：“至太初百年之间，见侯五。”自高祖元年至元封六年，适得百。二年，与百年之数，相差至微，若使《史记》终于获麟，止得八十五年，不得云百年也。《史记探源》谓此并褚先生补，亦为后人窜乱，因云：“见侯五，《索隐》谓平阳侯曹宗、曲周侯郦终根、阳和侯齐仁、戴侯祕蒙、谷陵侯冯偃。今案，谷陵侯建元四年后即无考，不及太初，当是遗脱。征和二年，平阳侯宗坐太子死，国除；三年阳和侯仁。后元二年曲周侯终根、戴侯蒙，皆坐祝诅死，国除。则终是表，于所谓见侯五者，无一存焉矣，此岂一人之言乎？”按表，建元四年为谷陵侯偃元年，至元封六年，侯偃尚在，故不别记，彼时乎阳、曲周、阳和、戴侯四人皆在，适为太初见侯五人之铁证（梁玉绳《史记志疑）云：“五”当作“六”，今不赘）。《探源》遽谓建元四年后无考，不及太初云云，其言不可信。又表举孝武时代，一匡之中，分为两截，曰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探源》讥之曰：“是抹去天汉、太始、征和年号，纳之太初，遂以后元二年为太初十八年，以牵合于太初而讫之说，则何不表至孺子婴初始三年，亦不过太初一百十四年，不仍可谓为太初而讫乎？”《探源》立言较率，表中止言十八年，非以后元二年为太初之十八年也，然准太初见侯五人之实证，此“太初元年尽后元二年十八”之“十”一字，显为后人所窜人。而“建元至元封六年三十六”之“十”字，浑然一体，尤可见司马迁对于此三十六年，视为整个之时期，此则《史记》不终于麟止而终于太初之铁证。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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