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内圣开新方案及其效用
对于“历史文化有什么用”这个问题，内圣开新也是无效的方案。①
在中体西用的提出与倡行时期（甲午战后至清朝结束），文化就已经受到了威胁，只是人们把矛头主要指向制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国人的观念进一步变化，认定文化是国势衰微的最终责任者，于是，部分人士开始明目张胆地攻击文化，其基本理由是：由于文化落后，致使中国没有也不可能发展出科学和民主这样的现代性（二者被视做现代性的代表），因此，为了发展科学与民主，就必须开辟新文化（西方文化）；而为了开辟新文化，就必须打倒旧文化（即历史文化，下文交叉使用“历史文化”和“中学”这两个概念）。
但是，并非所有国人都欣然看到历史文化之坍塌，一些人士挺身而出，为历史文化辩护。较早起来捍卫历史文化的代表人物是梁漱溟，他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比较了中、西、印三种文化的差异与各自在人类历史的不同发展阶段上的不同功能，认为中、西、印三种文化是“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成绩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他把人类文化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中国文化没把第一阶段（“第一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印度更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中国需要重新倒回去走第一阶段，向目前的西方学习。而西方目前正走在第一阶段，待以后走第二阶段时，就需要向中国文化学习。所以，中国文化必将复兴，必将在未来起到更大作用。②但是，梁漱溟以向未来提供担保的方式为历史文化辩护，此种辩护其实是很无力的。国人迫切需要的是科学与民主（尤其是科学），以解决当下困局，所以，梁漱溟的担保即便可兑现，也是远水不解近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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