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东方，江苏南通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学士、硕士，夏威夷大学历史学博士。先后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斯坦福大学、佛光人文社会学院。现任斯坦福大学东亚图书馆馆长、高级研究员，研究领域为学术思想史及古典文献学。撰有《文献考释与历史探研》等论著。

　　崔述（东壁）为清乾嘉时期学者，以“以经证史”的原则对所见古书古事进行了系统的辨伪考信。随着上世纪中国史学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并逐渐占据主流地位，崔述著作为胡适、顾颉刚等所推重，“几于一时人手一编”（钱穆语），遂等于“古史辨”运动之先声矣。治史当然首先必须对史料进行辨伪考信的工作，然学术的工作必然带有学者主观及所持方法理念之影响。海外“诠释学”所谓作者“应谓”“必谓”二层次之挖掘，谈何容易。故对崔氏学术之研究考论，在新世纪仍有其必要的价值。该书为邵东方先生崔述学术研究之用心力作，对崔述学术诸方面及后世对其学术之接受进行了详尽的考论，并附崔氏《考信录提要》原文及英译，对有志中国古籍迻译之学者颇有启发之功。

　　孔子说音乐是可以被知道的，这可不容易！谁敢说知道音乐？当然，音乐能打动我们，但你想把它当作一个对象去认知、理解，极其困难！其中很重要的是对“始作，翕如也”有各个角度的分析，最后把它解释成这么一个意思：凭开合之势而发起（这个“翕”字不只是合，而是鸟飞起之前的先合后开），出现一个原来没有的状态，而且这个新出现的状态一定是盛大的、动人的。音乐如果不是这样，那就不叫“真音乐”。由此出发，来理解这章后面所说的“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进而理解孔子思想中一种很根本的思想方式，就是在境域中生成意义和领会。它是说，孔子善于在某个语境中，在某种生存情境或历史情境中，就此情境而发话，生出新鲜的意思，引出活泼的理解。<br>　　我们来想一想：孔子一生难道只是要做一个教书匠或所谓的教育家、历史学家吗？只是规规矩矩地录用鲁史旧文，以它作为（对孔子那时而言的）“近现代史”的教科书吗？尤其是，他就拿别人记的这么一本“大事记”抄过来搁这儿，我们儒家就靠这个来“自见于后世”？简直是笑话！再说了，春秋时代很多邦国都有自己的历史文本，后来绝大部分荡然无存，只有靠儒家这个学派用生命保存的东西，才传下来了。要光是个“大事记”，能传得下去吗？所以要理解孔子的文本和思想，如果完全离开他的人生，离开他和他的弟子群的生存焦虑、牵挂和奋斗，就会生出这些似是而非的论断。<br>　　何等哀痛！何等悲愤！善良、正直被邪恶、狡诈所谋杀，以至于十一年正月之事都被“隐”去，以“首尾对牵”的方式、“正”事消隐的方式，来悼念隐公。但这种哀悼又何其微约！只有“公薨”两个字，就像写意画上只勾画两笔，留有大片的空白，但却映衬出无比深邃浓重的谴责、要求和呼唤。所以你说当年那些听微言、传微言的孔门弟子，能不被激发得心潮澎湃吗？老师不告诉你，你怎么知道这意思？可你一旦懂了这意思，啊呀！这《春秋》大义、这正义感马上勃发出来！这么好的人，这么惨的下场，怎么办？这儿难道只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吗？一切希望没有了吗？不然。希望恰恰在这种地方冒出来，历史的正义就要在这儿发出声音！不是公然谴责，而是非常隐微、非常沉痛，但又非常厉害——让暴君、乱臣、贼子惧。他能不惧吗？！<br>　　只要有《春秋》的元意在，通过隐微构成随时可能逼临的势态，就总可能出现那防不胜防的东西，让“王正月”重现。乱臣贼子就会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哪儿藏着。你当面谴责他，他倒不怕的。你不就骂骂我吗？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但你让他感到自己随时可能遭到某种不测的报应——想说又说不清，但随时可能来，觉都睡不好——你看他怕不怕！“王正月”就像个魂一样，总悬在那些乱臣贼子的头上，或藏在他们脚下。你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那冲天一击？——聂政、荆轲就出来了！以这种方式，“公薨”就不止于暗淡悲哀，而与“元年春王正月”相通，用音乐对位、诗歌兴发的方式，引出更深沉的希望，造成“世愈乱而《春秋》之文愈治”的“反”效应，或是素王的所谓“绘事后素”的“素绚”（“素”是空，是缺位，由素引得它更绚烂）效应。<br>　　在儒家的视野中，为孝很艰难、很曲折，所以一定要“毋意、毋必、毋固、毋我”（9.4）。这很不简单，不仅因为孔子喜欢音乐，他就思想活泼不固执，而且这种乐化思维还透入儒家学说的全体，即使在对待儒家最基本的原则上，你都没法去必求、去固执、去坚守，这就不同于康德对待道德律令的态度。儒家知道在人心的深处、最原本处，没有那种固定化、必然化原则的地位。所以孝道只能出自于人生情境，而不断地调整于、再成就于人生情境，绝没有一丝一毫的固守之可能。我们前面讲的儒家的“双非”（非普遍主义和非特殊主义）的含义其实是一种情境之义，由境来生意来成真，所以此情境中的逃走不出于孤立的爱己，因为在这儿爱己与爱父还交织不可分。可见孝也不是特殊主义或个别主义，它一定是时时外溢——爱父母必反诸己身，又必迁延至利国家。这是“孝亲哲理”的大立意，切切不可含糊过去。<br>　　《忠信之道》讲：“至忠如土，化物而不伐；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我们看郭店楚简的表述风格很有独特之处，很爱用身体性的词汇和表述方式。而且它这个身体性又不是完全限于肉体性，它是带有情绪或情感的，通过情绪把身心联系起来。像这个“忠”，好像是道德范畴，但把它比成土，万物都化归为土，是完全境域化的。而“至信”反而要体现在“时”上，并不是说守信守得都要抱柱而死，而是不打结，处理得恰到好处。这两个都是让你不要执著，不要“意必固我”，不要固执在它的观念性内容上，而要把它实现在人生的情境之中。所以我说，这里的“土”与“时”都是“身”影。德行在这儿都是有质地的，如同曾子之孝是有质地、有“质鲁”之风貌的那样。此处绝没有观念或概念的主宰或独行。<br>　　孔子和儒家一直面临一个紧张关系：又要从政，又不肯与现实政治同流合污。所以，他一方面不能像道家那样，一隐了事，而一定要入世而求仕；另一方面，他又不能像法家、纵横家那样，一切以说服和打动君主为转移，专门揣摩君王心意，乘风使帆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他就处在一个两难境地：真儒有其浩然真身——孝悌仁义忠信，有六艺的微妙美好的境界以及《春秋》大义，不可玷污，但又时时处于可能被玷污的情势里。这正是孔子人生的痛苦之处，但也是激发孔子中庸智慧的沸腾处。<br>　　人伪就容易变得悭吝，就失境、失情，这不是一般的小气，而是思想方法上的彼此分开，变得主客孤立；然后就充满这失去情境的思量，也就是主体面对客体的思虑、琢磨，哪个对我好……而这样的主客思虑就与被思虑的对象分离而无从结合了。由此可见，伪出现于天性不盎然之处，也就是喜怒哀悲之气不能充分舒张到思想和感受之处，或缺少忧乐之情处，于是思想就失其元气而彼此隔膜，变得悭吝干硬，这样真心诚意也就不可得了。如果已经进入这种情境，已经很吝了、很虑了，到这时候你再去修养，说我要“存天理、灭人欲”，就不行了。这时，就应该像庄子讲的：“不如相忘于江湖。”鱼回到江湖相当于回到天性，回到情境，这跟原本儒家的意向是一致的。<br>　　当子代能够明显主动尽孝的时候，亲代却开始离开人生的主流，逐渐远去了，这也是一种隐。曾子就说，你想侍亲的时候，亲却不在了，所以很悲哀。由于世代交替，本身就有一个时间上的错位造成的隐藏，或者说是隔离。总之，慈爱，孝爱，亦悲亦喜，说远还近，说近还远；乃是发自天性的隐蔽的发生境域，所以在儒家看来，它是人生的意义之源，诚心诚意之源。<br>　　至诚就是一个最感人的音乐境界，它有一种互根互缠意义上的“正反馈”效应（正反馈就是所做事情的后果，回过头来又促成新的行为），或“诚者自成”的“无息而新新”这样的效应。在这个境界里，人会感到极度的自信、欣悦、出神，感到与天地精神相往来，品尝到了人生的至味。这是因为你进入了“当下反思”而非“事后反思”的境界，你所体验的，同时被你正在想着，而你想的，会回过头来使你再去体验，再去想。所以你爱的，会使你再去爱，自放大而扩充到万物；喜怒哀乐，皆从心所欲，而皆中节，也就是相互中节。这是《中庸》的最高境界，不感受到它，就还没有把《中庸》读透，嗅到它最饱满醉人的芬芳——思想的、精神的芬芳。<br>　　……

序<br>关于崔述学术的几个问题<br>崔述的疑古考信和史学研究——与王元化先生论学书（1992年5月25日）<br>王元化先生致邵东方君书（1991年8月10日）<br>王元化先生致邵东方君书（1991年12月4日）<br>王元化先生附识（1992年7月12日）<br>崔述的古史考证与周公摄政称王问题<br>崔述在清代儒学定位之重新考察<br>论胡适、顾颉刚的崔述研究<br>经义求真与古史考信——崔述经史考辨之诠释学分析<br>附录考信录提要<br>ProlegomenatoMyInquiriesintoVerifiability（KaoXinlutiyao）<br>初版后记<br>再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