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艾文斯(Richard J．Evans)，当代杰出的历史学家，剑桥大学近现代史钦定讲座教授。著作等身，曾获多种奖项与奖励。在迄今为止他出版的近二十本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书当属Deathin Hamburg：SocietyandPolitics the Cholera Yearsl830-1910(Oxford，1987)，InHitler's Shadow：WestGermanHistorians andtheAttempttoEscapefrom the NaziPast(New York，1989)，Rituals ofRetribution(Oxford，1996)，Talesfrom the German Underworld(New Haven and London，1998)，The ThirdReich in Powerl933-1939(London and NewYork，2005)等。

    《捍卫历史》中，艾文斯从史学史的角度展开讨论，辅以其本人大量的实际研究经验，旁征博引、参照比对，既很好总结与反思了以卡尔与艾尔顿为代表的现代主义史学理论乃至19、20世纪的史学史与史学思想，还讨论了材料、证据、因果关系、客观性等关键的历史概念及其意义变化，有理有据地反击了激进的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进攻。艾文斯强调历史学是一门经验主义的学科，它更关注知识的内容而非本质，历史学家若是足够小心谨慎，客观的历史知识既是可以期望的，也是能够获得的。可艾文斯本人亦非一个后现代主义的反对者，他指出后现代主义对历史学的冲击产生了许多有益影响，历史学家应该将这些有益的影响贯彻到当下的历史研究中。

    关于《捍卫历史》：<br>    对有历史兴趣的那些人来说，或想为当前的理论争辩寻求一个简短与浅显介绍的那些人来说，这是一本必读书。<br>    ——JamesEve，《泰晤士报》<br>    <br>    理查德·艾文斯的书从一开始就给了我很多乐趣，包括其书名公开宣示的旨趣，该书同样也极具可读性——其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应该这样。<br>    ——AntoniaFraser，《卫报》<br>    <br>    在这本浅显易懂且又不墨守成规的著作里，艾文斯回应了后现代主义者的挑衅……圆满地达到了对历史学家的要求，亦即：作者应该既赋予我们乐趣，又给予我们指导。<br>    ——A.C.Grayling，《金融时报》<br>    <br>    理查德·艾文斯为历史学科做了·次生机勃勃而又精彩纷呈的捍卫……他处理了与历史研究攸关的大范围内的课题，而且避免使用苦涩的专业术语，使得此书足以引起广大读者的兴趣。<br>    ——SteveSmith，《泰晤士报高等教育增刊》

    第五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br>    在他的《历史是什么？》一书中，卡尔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论断：“历史研究就是对原因的研究。”①历史学家必须寻找关于任何一个既定事件的林林总总的原因，探明这些原因彼此之间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而且根据其重要程度，安排它们。这些原因必须被编排有序，列举规整。卡尔非常鄙视以赛亚·伯林爵士及其他人士在冷战思维下攻击苏联历史“决定论”的观点，因这些人认为历史是由机遇、意外和不确定性操控，而且作为个体的人是独立自主的，天生即被赋予无拘无束的自由意志，故此在道德上可以替他们的所作所为负责，其行动由是可以被解释为他们之自由意志的结果，而非一些较大的非个人“原因”。卡尔强调，公平地说，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并没有遵照这些极端的预设。去列举原因，并非否定道德责任，“理解它就是去原谅它”这个格言，没有什么真实性。道德与因果关系是两个判然有别的范畴，不应被混淆。<br>    卡尔也明白地承认，历史中的意外与偶然性是真实存在的，比如，若认为列宁在54岁的暴卒对接下来的俄国历史进程根本没有产生影响，这样的说法将是荒诞不经的。但卡尔坚持，范围更大的趋势更为重要，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本质工作，就是形成普遍性的概念或结论，但此类突发意外并不能被普遍化为一般性的概念或结论，那么在实践中，此类事件就不具备太多重要性；它们只属于历史学家有义务要秉笔直书的“事实”（facts），而不是历史学家真正想要提出的解释。又比如，这或许是个恰当的例子，若是克利奥巴特拉（Cleopatra）有一个大鼻子，就无法诱惑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那么安东尼将不会发动阿克提乌姆一役（the battle of Actium），也不会输掉战斗（此例乃J.B.伯利引自帕斯卡尔（Pascal）的《思想录》[Pensdes]）①。同样，若是克利奥巴特拉不漂亮，屋大维（Oetavious）将不能建立罗马帝国。卡尔说道：“的确不错，克利奥巴特拉的鼻子导致了一些结果。但无意识地将之作为一个普遍性的陈述，说将军们打败仗是因为他们迷恋美丽的女王……意外之原因不能被普遍化为一般性之结论……它们不能给人以教训，也不能导致那些想要的结论。”②<br>    卡尔认为，历史学家之间是在以一种获得共识的取径来解释历史，这可能不会使哲学家满意，但在日常生活中却可以完美运转。假如琼斯先生（Mr Jones）驾驶一辆刹车有毛病的汽车，在一个黑暗角落里碾过罗宾逊先生（Mr Robinson），卡尔会说，我们会根据以下这些方面来解释此意外，即那个黑暗角落或者那些有毛病的刹车，或者琼斯先生从他饮了过多酒的宴会上返回。然而，假如我们认为车祸原因在于罗宾逊先生的抽烟习惯，致使他穿过马路到拐角的商店买烟，这样的意见不会取信于人。对卡尔来说，这个最后的原因也处于机遇和偶然性的范围之内，因而必须被排除在判决之外。你可以说，黑暗的角落、有毛病的刹车或醉酒驾驶更易导致车祸，但你不可以说步行者的抽烟导致了车祸。①<br>    卡尔举引的这个关于琼斯先生与罗宾逊先生的例证，近来被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教授重新回顾了一下，她们质问：“难道没有这样的分析——就是关心琼斯先生与罗宾逊先生是黑人或是白人？是同性恋者或双性恋者？（或许其中之一正全神贯注地在去同性恋酒吧的路上），甚至是爱挑衅者或作风稳健者？”②这是对卡尔分析的一个非常美国化的质疑，反对的一个原因在于，卡尔的分析在1990年代不是研究历史的政治正确方式，但三人的意见也受到公开反对，这表明了其局限性，即从任何一个特定的政治立场来重新看待历史。首先，可能确实很重要的是，这两人中之一人正在想他要去的酒吧而非即将面临的交通状况，若他确实是这样想——这还有待于验证，那为什么他要去的酒吧——不管是一般的或是同性恋的——会与车祸扯上千系，这也并不很清楚。但无论怎样，我们知道琼斯先生在他回家路上，而罗宾逊先生恰巧赶上买烟，所以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没有正确对待这个证据，我们可以认为其臆测缺乏佐证而无足道。就这两位的种族特征而言，也同对此意外的解释无关，除非我们能显示琼斯先生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且有意想撞向罗宾逊先生，因为罗宾逊先生属于不同的一个族群。

    导论<br>    第一章  史学史<br>    第二章  历史学、科学与道德<br>    第三章  史家及其事实<br>    第四章  材料和话语<br>    第五章  历史中的因果关系<br>    第六章  社会与个人<br>    第七章  知识和权力<br>    第八章  客观性及其局限<br>    跋<br>    进阶阅读书目<br>    索引  <br>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