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继东，资深编辑，湖南溆浦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编辑文字，也写些文字。著有《生活没有旁观者》、《思想的风景》。主编有“往事书系”、“回望文丛”、“中国杂文精选”、“中国文史精华年选”等多种。曾任《随笔》特邀副主编。现供职于某省报。

　　我们无力改写历史，但我们总在尽可能恢复历史记忆。很长一段时期，我们是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的，在自己温饱都没有解决的条件下，就极尽所能地支援“世界革命”。根据解密的外交部档案，1976年以前我国曾向世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过经济援助。这些被援助的国家主要是越南、朝鲜、蒙古、阿尔巴尼亚，其次是柬埔寨、巴基斯坦、尼泊尔、埃及、叙利亚、索马里等亚非拉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我国连续两年粮食减产，整个国家都在勒紧裤带，很多人饿死，但中国还是答应一些国家的援助要求。如1960年，中国援助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援助几内亚1万吨大米，援助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据统计，从1954年起，中国仅向阿尔巴尼亚援助折合人民币就达100多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全国每人掏3850元，而当时中国人的年收入才200多元……这些都写在舒云的《中国援外往事》里，读者自可一阅。也许读后会让你反思：我们为什么要那样做啊？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其人其事”一辑，收录了章诒和的《卧底冯亦代》和董少东的《潜伏者阎又文》。作者都是写“卧底”，不同的是前者是革命队伍内部的“卧底”，在个人道德上可能不是很高尚，你有权争取减轻对自己的处罚，但不能给自己“要好”或朋友设陷阱；后者则是潜伏到敌对力量的内部，搜集情报，以打倒敌手，这在道义上都是无懈可击的。两相对照，阎又文是功臣，而冯亦代是什么？说得好听一点，尽管不是冯先生个人的责任，但他能说自己干净吗？章乃器那时面对高压，他说了句让人难忘的话：  “部长、代表、委员可以不做，人总是要做的。”章、冯二人相比，真是云泥之别。
　　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张华的《二战台籍日军沉浮录》是一篇难得的佳作。本文以历史事实为依据，揭开了二战期间台湾籍日军的尘封往事。当年，有20万台湾青年“志愿”加入日军，但由于军人在日本是一个荣誉身份，因此日本初期并不让台湾民众当军人，只是作为“军属、军夫”对待。按照日军中“军人、军犬、军马、军属、军夫”的排序，“军夫”最为劣等，真的比犬马都不如。战后统计，台籍日军有三万多人战死，可没有抚恤金。经过多年诉讼，直到1988年日本政府才决定给二战期间战死或重伤的台籍兵，每人支付200万日元抚恤金，而日本人至少可领4000万日元……
　　还有几篇文章也是很值得一提的。韩三洲的《历史学家的革命回忆录》，其实就是读李新的回忆录《流逝的岁月》读书札记。李新是中共中央党研室原副主任，2004年去世，该书是2008年11月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有兴趣的读者，自可找来李新的原著读。胡平的《1946--1949年边区土改往事》和李非的《台湾土改的启示》，虽没放在同一辑里，但连起来读，确实能给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述搜的《苏联历史上的“贝利亚现象”》，其实是给我们介绍了另一个贝利亚。在我们印象里，贝利亚曾是斯大林的红人，1938年至1953年他屠杀了无数苏联人民，制造了许多冤案。读了述瞍的文章才知道，其实贝利亚也是要改革的，他有许多新政设想，只是历史没有给他机会……

　　坛甘草梅
　　父亲走后，我们全家都南外婆抚养，不久，外婆一病不起，两年后去世。
　　外婆去世，对母亲的打击是致命的。那段时间，母亲牵着我和弟弟，带我们三个孩子，每天走十几里路，去外婆的坟上哭坟。哭坟是当地的习俗，是那种带唱的哭，听起来特别凄惨，母亲每次都在坟上哭得天昏地暗，一哭就是一两个小时。
　　这是我生命经历中的最悲惨的场景。虽然我年纪并不大，但我已经意识到，母亲的哭不光是对外婆的思念，更多是哭自己命运的悲苦。
　　刚回湖南时，我们起初的生活是靠田产，后来很快坐吃山空，外婆去世后不久，舅舅又生意失败，卖了大片田产抵债，吴家一夜间成了穷人。母亲也由从不为生计发愁的富家小姐变成了平民女子，她为我们做鞋，亲手做各种坛子菜。
　　每年夏天，母亲还一如既往地做她的甘草梅，而父亲已经音信皆无好几年了。1941年的某一天，母亲终于有了父亲的消息，但是这个消息却让苦苦等待的她一下子堕入深渊——那是《救亡日报》上登载的父亲给郭沫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上谈了解放区的一些情况，末尾附了这样一句：“苏(注：指苏灵扬)已进抗大，小孩(注：指周密)已进幼儿园。”
　　母亲一下子崩溃，她终于不再做梅子了，望着柜子上排得整整齐齐的7坛梅子，她对我们说：“你们把那些梅子都吃了吧……”她很快就病了，脖子上长了一串长长的淋巴，全身浮肿，浑身上下似乎都是透明的，说话已无力气。当时有一远房亲戚的男孩，比我略大点，已找到一份小学教师工作。母亲从被中伸出手来拉我到床边说：“艾若，你要能教个小学，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对着病榻上的母亲，还有两个年幼的弟弟，感觉只是一片茫然无望。家里已经一贫如洗，为了请医生，先是托人卖掉一批批皮货，后来又开始卖掉一个个景德镇精致的上品瓷坛，医生换了一位又一位。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医生用一种织毛衣般粗细、像筷子般一样长的针，先往炭火盆上烧，然后往母亲皮肉里扎，拔出后皮肤上留下一个个黑色圆圈。每扎一针，我都不敢看，甚至全身紧缩，以致泪流满面。但我从没有听到过母亲一句呻吟。
　　我们住的院子里种了很多花，那一年，多年不开花的两株硕大牡丹突然绽放，亲戚们都说是不祥之兆，我不信这些，但是在一个连绵秋雨的寒夜，我们都已入睡时，母亲悄然而逝，走时才35岁……那一年，我15岁，二弟11岁，三弟7岁，虽然说起来还有一个父亲，实际上我们已经成了孤儿。
　　我不知道当年父亲让母亲带着我们回老家，是否是他新生活的一个“预谋”。其实那时很多人已经知道了父亲与苏灵扬的关系，只有母亲还蒙在鼓里。我后来在上海见过父亲当年的朋友陈子展老先生，他告诉我：就在你们走后，我到你们家里去，看到屋里墙上挂了一件红大衣，那大衣不是你妈妈的，你妈妈个子高，那红大衣是小个子女人穿的。
　　胡风的夫人梅志后来也回忆，1934年父亲从益阳回到上海后，再出现在人们面前时，形象大变。他换下以前穿的两装，换上一件白绸长衫，戴一顶白色礼帽，身边的那个人也换了。很多年后，我和梅志也成了朋友，她说：“我上你家去过好多次，我觉得你妈妈太贤惠了。”
　　即便母亲在知道此事后，她仍然没有在我们面前说过一句抱怨父亲的活，在任何人面前都没有。母亲只提及，有一次帮父亲收拾衣服时，在西装夹层口袋里发现一女性写的一封信，看过后，她还给了父亲。她从来都相信自己的丈夫，相信他不会另有所爱。直到她离开人世的那一刻，她对已经背叛自己的丈夫也没有一句抱怨……
　　“文艺沙皇”
　　父亲整个人生轨迹的改变，应该从他到延安算起。父亲是1937年从上海出发，11月初到达延安的。
　　在我看来，早期的父亲属于人道主义者，而他的人文观念主要来自俄罗斯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那些精神营养。那一时期的毛泽东，在这些方面和他有共同语言，父亲欣赏、乃至崇拜毛泽东。中国人的传统价值观是学而优则仕——有了学问要献给国家、献给领袖，既然获得了最高领导人的青睐，他必然要尽全力报答。
　　父亲在文艺理论上表现出来的成熟与敏感，显然很为毛泽东所看重。父亲到达延安后不久，毛泽东有些文字方面的事情经常让父亲帮助阅看，而父亲的一些重要文稿，也常常送毛泽东审改，从此开始了与毛泽东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文字之交。在文化界，像他们之间有过那么多次重要文字交往的，恐怕除周扬外没有第二人。
　　到达延安后，父亲先后任边区教育厅长和鲁艺副院长。应该说，父亲这些文化界人士的到来，给延安的文化事业和文化生活注入了新的活力，鲁艺作为党的文艺干部的摇篮，为新中国造就了一大批文艺骨干和创作队伍骨干。
　　延安时期，父亲做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是主持编辑了一本《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就文艺理论的几个主要问题集录了共产主义运动领导人的有关论述，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鲁迅一直贯穿到毛泽东，其实也是为确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历史地位而写的。毛泽东的这篇讲话后来成为全国文科学校都要学习的经典之作，父亲也藉此确立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权威宣传者、阐发者乃至党的文艺政策制定者的身份。
　　建国以后，父亲对毛泽东的崇拜有增无减。1951年，我在哈尔滨工作，父亲对我说：“你要有两个崇拜，一是崇拜毛主席，二是崇拜苏联，这样才能成就事业，不仅要崇拜，而且要迷信。”崇拜苏联是当时的一边倒政策，当与苏联的关系破裂后，父亲的精神世界里，就只剩下前者。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先后出任文化部副部长、中宣部副部长。每隔几年，他都会就文艺理论作一次报告，大家都知道他的讲话，其实就代表着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从报纸、文化单位到学校，都必须认认真真学习，父亲的名气和影响也越来越大。有一次，他在讲话里表扬一系列成功的作品，我问他：“你看过没有？”他老老实实地说：“我哪看得过来？”记得我有一次还问他是否看过哈代，他也说没看过。我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提这些作品？”他说：“让大家研究嘛！”
　　获得文艺理论的话语权之后，父亲开始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文艺领域的斗争，在延安整风时期，他写了批判托派文艺理论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毛泽东亲自修改定稿，给予极高的评价，从另一方面讲，这也是父亲从文艺理论家介入到现实政治的开始。建国以后，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几乎每次运动都从文艺界开始，文艺渐渐成为政治斗争的一种武器，而父亲在这条路上也越走越远，并由此获得了“文艺沙皇”之称。
　　我不知道父亲生前是否知道这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称号，实际上，在“文革”前掌握着文艺界生杀大权的他的确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建国后，从批判电影《武训传》到《红楼梦研究》批判，从反右、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到批判《海瑞罢官》，“周扬”这个名字，总是或多或少地“隐藏”在这些被批判者的背后。很多上纲上线的报告都出他手，而他每次出手，总是打击了一批作家——胡风、冯雪峰、丁玲等。
　　其实很多运动之初，父亲的内心也充满了矛盾挣扎，包括对胡风的处理，他起初也并不认为要上升到敌我斗争的高度、打击那么一大片文艺界人士。当他刚看《武训传》时，他也并不认为有什么问题，还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掉了眼泪。”当毛泽东决意批判《武训传》后，他又深觉自己对政治不够敏感，在各种场合、大会小会不断作自我批判，检讨自己，又拼命想“弥补”自己的不足，并且在最后写了一篇批判《武训传》的重头文章。
　　在历次政治运动之后，父亲总是试图用一些举动，缓和文艺界的肃杀之气。60年代初，报纸上没人敢写稿，文艺创作也陷于匮乏，父亲主张把杨沫的《青春之歌》、赵树理的《锻炼锻炼》、老舍的《茶馆》等几个作品拿出来讨论，都产生了广泛影响。当年只有20出头的王蒙因其作品而遭批判时，父亲曾极力给他保护，这也是王蒙后来屡屡提及之事。既要贯彻上面的意图，又要极力团结一些人，父亲其实也是心力交瘁。

向继东前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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