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体统各殊，旨归成别”：历史学的界定
如果把孔子删定《春秋》、希罗多德写成《历史》，分别作为中西史学产生的标志，那么历史学已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了。然而，“什么是历史学”，斯为专业学者必须首先给予明确回答的问题。饶有意味的是，这一问题的答案至今仍见仁见智，正应了刘知几的话“体统各殊，旨归咸别”。①历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自然与国家政治、社会权力无法分离。不过，让我们暂时撇开这些因素，而只着眼于其学术特征，这样，就可以把历史学当成知识体系中一种学问或学科来看待，从而界定其概念了。而且，作为一位中国史学从业者，在界定这一概念时，应该具备中国人的视野。此外，在得出结论之前，对以往学者不同观点进行回顾和分析，确是非常必要的。
一、中国古代学者的看法
中国“史学”一词，依据现存材料，较早出现在晋、南北朝时期。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称赵王，以任播、崔浚为“史学祭酒”；南朝宋文帝元嘉十五年（438）建儒、玄、文、史四学，以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学，收授门徒。
早在“史学” 一词出现之前，古代许多学者就开始自觉反思过历史学，本质上回答过什么是历史学这一问题。之后，他们的思考更为系统了，以至于产生像《史通》、《文史通义》这样专门著作。
概言之，中国古代学者提出、思考或者阐述的问题有：历史学源流、动机、目的、功能、原则、方法和怀疑态度，史学中古与今、史与论、主观与客观等，可谓丰富多彩。其范围所及，差不多达到20世纪学者所涉领域，或者说20世纪史学家所思考的历史学概念问题，除历史学科学性问题外，古代学者几乎都思考过。这些问题都可以作为专门课题进行探讨。这里不过举一些案例加以说明而已。
关于史学源流。《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言为《尚书》；右史记事，事为《春秋》。”①这句话就是班固对记言、记事类史书起源的精辟概括。《隋书·经籍志》则把《春秋》类，即编年类名为“古史”，所谓“以为《春秋》则古史记之正法，有所著述，多依《春秋》之体。”②后来刘知几在《史通》中，把它视为六家之中排序第二的《春秋》家①。到了清人编《四库全书》，把历史著作分为： “首曰正电。大纲也。次日编年，日别史，日杂史，日诏令奏议，日传记，日史抄，日载记，皆参考纪传者也。日时令，日地理，日职官，日政书，日目录，皆参考诸志者也。日史评，参考论赞者也一”②这些对史书的条理分类，也就是所谓辨彰学术、考镜源流，其实就是对史学起源问题的检讨。
关于史学动机和目的。司马迁自述其作《史记》动机是：太史令司马谈因为汉武帝“封禅”没有让自己随从，于是有一种失落感，认为自己不会受到重用了，但是在转而立言却又无力完成情况下，只好把事业托付给儿子司马迁。司马迁受父亲之嘱托并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加之他恰遭李陵之祸，身废之后，思鉴前贤之业，于是发愤以作《史记》。其作《史记》目的是，记载明主盛德，功臣、士大夫伟业，继承先人之言，即所谓“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同时，表明自己志向“述往事，思来者”， “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③。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史学目的是“彰善瘅恶，树之风声”④，“贯乎百氏，被之千载，表征兴衰，殷鉴兴废，使一代之制，共日月而长存，王霸之迹，并天地而久大”。
关于史学功能。刘勰曾经指出：“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言语不多，但是把史学重要性概括出来了。刘知几说：
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庭户，而穷览千载，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
这段话肯定了历史写作对于保留历史内容的意义。不仅如此，他还认为，从大处而言，“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具体说来，“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司马光以为，人主如果能够读好《资治通鉴》，就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俾四海之群生，咸蒙其福”。其话虽是就《资治通鉴》而说的，但也表明他从一般意义上对于史学功能的充分肯定。
关于写作原则与方法。刘知几在《史通》内篇中详述了自己关于选材原则和撰写方法的观点。他谈到选择所叙述事件的标准是“五志”、“三科”。所谓“五志”，就是“达道义”，“彰法式”，“通古今”，“著功勋”，“表贤能”；而所谓“三科”则是“叙沿革”，“明罪恶”，“旌怪异”。至于方法，刘知几有更为系统的论述。关于叙事，他指出，“史之为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非野”。还说：“夫记事之体，欲简而且详，疏而不漏。”可见，“文而不丽”，“质而非野”，“简而且详”，“疏而不漏”，是他对叙事的基本要求。关于记载人物乡里，他认为：“先述本居。至于国有池张，乡有并省，随时而载，用明审实。……夫以身没之后，地名改易，犹复追书其事，以示后来。则知身生之前，故宜详录者矣。”这一主张可以使人物乡里记载翔实而有条理。关于载言，他说：“凡为史者，宜于表志之外，更立一书。若人主之制册、诰令，群臣之章表、移檄，收之纪传，悉入书部，题为‘制册’‘章表书’，以类区别。他皆仿此。”他为了避免历史叙述繁芜而提出如此设想，这正是后来章学诚称之“文征”的。关于增删，他以为，“论史之烦省者，但当求其事有妄载，言有阙书，斯则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则不然，其斯之谓也”。也就是说，是否增删，当不以世事厚薄为准，而视是否妄载或者阙书而定。关于文风，他主张“文尚简要，语恶繁芜，何必款曲重沓，方称周备”。可见，他提倡文约事丰的文风。司马光在完成《资治通鉴》后，写了一份《进书表》，其中说到选题原则是，“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关于怀疑态度。刘知几明确指出： “远古之事，其妄甚矣”，“讹言难信，传闻多失。”还说：
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故能取信一时，擅名千载。……但中世作者，其流日烦，虽国有册书，杀青不暇，而百家诸子，私存撰录，寸有所长，实广闻见。其失之者，则有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他批评鲁《春秋》“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这些材料说明，他充分意识到史书中包含着“妄”、“讹”、“失”、“邪”、“虚”、“讳”、“诬”成分。刘知几找出造成不可信的原因是：第一，行者作伪，受者不疑，“行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故使见咎一时，取怨前载。夫史传叙事，亦多如此。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如古来学者，莫觉其非，盖往往有焉。”第二，后人文过饰非，“作者著书，或有病累。而后生不能诋诃其过，又更文饰其非，遂推而广之，强为其说者，盖亦多矣”。第三，史书文辞所造成，“魏晋以下，则讹谬雷同。榷而论之，其失有五：一日虚设，二日厚颜，三日假手，四日自戾，五日一概”。这样写出的著作，就“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因此，他主张史家应具有批判怀疑精神，那就是“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对于“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
关于古与今、史与论。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说到史学是“居今识古”，就涉及历史学古与今问题。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所谓“通古今之变”也是很典型的古与今问题。至于史与论，班固批评《史记》，“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说的就是，司马迁父子以黄老学说指导历史研究，而班固父子是以六经思想作为史学之灵魂。
关于史学主观与客观。刘勰《文心雕龙·史传》要求史学家“文疑则阙，贵信史也”③，从而提出客观性问题。刘知几关于史学主客观性问题的论述颇多。其《史通》中《曲笔》和《直书》说的就是史学客观性问题。他论《直书》说：“历考前史，征诸直词，虽古人糟粕，真伪相乱，而披沙拣金，有时获宝。”在谈到《曲笔》时，他又说： “史氏有涉君亲．必多隐讳，虽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亦有事每凭虚，词多乌有：或假人之美，藉为私惠；或诬人之恶。持报己仇。”他看到史学中的无定识，所谓“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诠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在他看来，之所以“无定识”，主要是主观性在起作用。其做《史通》“夫其为义也，有与夺焉，有褒贬焉，有鉴戒焉，有讽刺焉。其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网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厦体现刘知几个人的主观见解。他所谓“诸史之作，不恒厥体”，通常被理解为史学家创新问题，其实创新说到底也是主观问题。另外，《旧唐书·刘知几传》中收录他的答郑惟中关于“文士多而史才少”的问题，其中阐述了才、学、识史家三长，这更是典型的历史学主观性问题。章学诚论史学主观性问题也比较突出，属于章学诚独创的思想，瞿林东曾经概括为，第一，史学的核心是“比事属辞”、“心知其意”。第二，“史法”与“史意”的异趣。第三，史学贵在“著述成家”、“义有独断”。第四，区分“撰述”和“记注”两大部门。此外，要补充的是，章学诚在刘知几史家三长说基础上增加“史德”说，从而发展为史家四长。可见，章学诚把历史学家的主观因素对于史学的作用强调出来。四库馆臣还思考过如何从众多带有偏见的观点中寻出中肯的意见，其中说道：
盖宋、明人皆好议论，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然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
此言论史学主客观性颇为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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