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附加的本质附加的本质要到基督教文化的本性中去了解，这种文化的本性中充满着内在变化的强大趋力。这里说的“变化”不是随着时间流逝不可避免的变异，而是理性主动追求的演化，它从自身内在的不协调中获取动力，由对立和冲突推进。对于西方9-12世纪的音乐发展来说，附加正是体现出这种内在的“不协调”，它是变化的酵母，也是驱动历史发展的策源地。<br> 附加为音乐的形式构成带来一种二元分离的结果，音乐构成由两个最基本的要件支撑。这种观念是划时代的，它奠定了日后理性时代音乐形式构成的一个重要原则。<br> 从具体的音乐实例中已经了解，附加的存在必须具有一个重要前提：即，存在一个始基或基础，一个先在的权威——核心礼仪的圣咏，圣咏的权威性必须得到遵从，它不得被随意修改、歪曲，它必须保持一个不被触犯和变动的限度，在这个限度内保留着它的尊严和主导地位。正是依靠于这样一个基础和前提，附加以此而展开。上面情况意味着，音乐形式的构成分离出两种要素：被装饰的与装饰的；本源的与派生的。这一对二元关系在地位上完全不对等：前者是主导的、处在中心、具有支配地位；而后者是次要的、边缘的、处于从属和归顺地位。可以看到，附加为材料的使用划出了一道界限，这个界限不容许随便逾越。9世纪以来教堂礼拜音乐中出现的附加现象很明显的具有这种特征。在《新牛津音乐史》（第一版）中，汉德欣（J.Handschin）对附加段这样描述：“插入的材料与正式的礼拜材料是区别开来的。‘附加’的地位在礼拜仪式中的地位被清晰地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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