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这种观点,与后来到南、北美和日本的传教士的看法,有着截然的差异。
在16世纪末这一既充满变数,又充满机遇的历史时段里,朱载堉、斯蒂芬和利玛窦等人显然际遇殊异。而前两位被人誉为“最早发现平均律数学公式”的得道者,而利玛窦则被视为他们的中介,成为最早领略他们学术成果的先觉者。
在21世纪的开头,回顾那段东西方思想沟通的初始岁月,重估其时异域交往的历史价值,思考东西方智者的相遇与对话,可谓时机极为合适。
尽管现在东西方之间日趋同化,而多元文化并存的理念仍然是一种时尚。要研究人类过去在科学文化和艺术上的成就,也应采取这种宽阔的视野和包容的心态。其实,这种典型观念早该具备。
对于世界上各具特色的文化,现代人已不再歧视,人们以鉴赏取代了偏见。显然,重估朱载堉、利玛窦和西门·斯蒂芬学术成就,把握他们曾赖以营生的时代与世界,将有助于我们再次审视我们自己的文化历程,并与我们的“另类”同伴作一种地域上的横向比照,在分享其时双方文化成就的同时,进而思考这样一些问题,那就是不同的文化传统,以及这些传统所化之人,在面对同一个历史契机时,各自所作出的反应有何差异?而造成那些不同取向的前提其本质又是些什么?它们的差异从来就如此吗?不同地域的人类是否有过一些大致略同的认知?如果有的话,它们又在何种因素的影响下导致分离,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彼此隔绝,而它们的再次相遇又需要什么样的条件?现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时代,是否真的就是那种期待已久的新机遇呢?笔者自知无力提供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在追寻朱载埔与西方学者发现平均律数式的历史过程中,这些问题一直盘旋于我的脑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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