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以1995年秋萨义德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的大量颇受欢迎的研究生专题讲座为基础，考察了贝多芬的《庄严弥撒》、让·热内的《爱与俘虏》和《屏风》、莫扎特的《女人心》、维斯康蒂根据兰佩杜萨的《豹》改编的电影及托马斯·曼的《死于威尼斯》等多位艺术家的晚期作品，探讨了当他们不如人生最后阶段时，如何“由于时代的错误和反常”而使死亡径直进入到自己的作品之中。尽管作者是指出在晚期作品里人们常常可以发现一种“非尘世的宁静”，这“使在美学上努力的一生达到了圆满”，但《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的焦点则集中在作为“不妥协、艰难和无法解决之矛盾”的艺术上的晚期之上。萨义德认为，《论晚期风格：反本质的音乐与文学》中所讨论的大多数作品都充满着深刻的冲突和一种几乎难以理解的复杂性，那些作品经常与在当时流行的东西形成直接的反差，但是它们恰是未来的先驱——都属于真正的天才的作品。这部《论晚期风格》以其极为详尽且极具启示性的论述，亦为萨义德本人重要的的晚期著作。

    爱德华·萨义德本人就是“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名家”的一个典范、与他在这部才华横溢的著作里所提到的格伦·古尔德、理查·施特劳斯、贝多芬、勋伯格、托马斯·曼、让·热内、特奥多尔·阿多诺、兰佩杜萨、维斯康蒂、葛兰西等所有的人一样——它是对萨义德的人品的深刻陈述，办有当面对着自己生命的晚期阶段不可避免的困境之时。我才可能从中寻找到勇气。<br>    ——大江健三郎

    第一章  适时与晚期<br>    身体状况与美学风格之间的关系，初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那么相干的主题，与生命的重要性、必死性、医学科学和健康相比，或许更加微不足道，以致可以很快地不予考虑。然而，我的论点如下：我们所有的人，由于都具有意识这一简单的事实，都会不断地思考和利用我们的生命。自我发展作为历史的基础之一，按照历史科学的伟大奠基者伊本.卡尔顿和维柯的观点，在实质上是人类劳动的产物。<br>    因此，重要的差别在于：自然领域方面与漫长的人类历史这一方面之间的差异。身体，它的健康、它的忧虑、组成、机能与兴旺，它的疾病和死亡，都属于自然秩序；然而，我们对于那种自然的理解，我们在自己的意识中如何看待它和经历它，我们如何个别地和集体地、主观地和以社会的方式创造一种对于自己生命的感受，我们如何把它划分为各个时期，大致说来都属于历史的秩序，即当我们反思它之时，我们可以进行回忆、分析和沉思，在过程中不断改变它的形态。在这两个领域之间，即在历史与自然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联系，但是，现在我要把它们分开，把焦点只集中在其中的一个之上，即集中在历史之上。<br>    我本人作为一个深深地不信奉宗教的人，多年来一直都在通过三个巨大的疑难问题、通过对一切文化和传统来说共同存在的三个伟大的人类插曲，来研究这种自我发展的过程，而我在本书里特别要讨论的，就是这些疑难问题中的第三个。但是，为了清晰起见，让我简略地概述一下第一个和第二个疑难问题。第一个疑难问题是开端的整个概念，即诞生和起源的那个时刻，它在历史语境中就是所有那些材料，它们进入到了思考一种既定的过程、它的确立与体制、生命、规划等等如何得以开始之中。30年前，我出版了一本叫做《开始：意图与方法》的书，它与这个问题有关，即心灵在某些时候发现有必要回顾性地把起源的问题本身，定位于事物在诞生的最为初步的意义上如何开始。在历史和文化研究那样的领域里，记忆与回想把我们引向了各种重要事情的肇始——例如，工业化的开端，医学科学的开端，浪漫时期的开端等等。个别地看，发现的年代对科学家来说很重要，正如它对一些像伊曼努尔.康德那种第一次理解了大卫.休谟的著作的人来说很重要一样，他的说法很有影响，他兴奋地从自己教条般的沉睡中苏醒过来。在西方文学中，小说的形成与资产阶级在17世纪晚期的出现相一致，就小说的第一个世纪而言，这就是它与诞生、有可能的孤儿身份、对根源的发现、创造新世界、事业和社会相关的原因。《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琼斯》，《一个荒诞的故事》（《项迪传》）。<br>    把一个开端置于追思的时刻，就是要把一种规划（如一项实验、一项政府的委任或狄更斯开始写作《荒凉山庄》）的基础置于那个时刻之中，它始终都要经过修正。这种开端必然包含着一种意图，它在后来的时间里要么在总体上或部分地实现了，要么在总体上被看成是失败的。因而，第二个巨大的疑难问题与连续性有关。连续性出现在诞生之后，脱离了一种开端：在从诞生到青年、再生的一代、成熟的时间之中。每一种文化都提供和传递了各种被奇妙地称为化身辩证法的意象，或者用弗朗索瓦.雅各布的话来说，提供了生活的逻辑（la logique du vivant）。再一次援引小说（它是提供了我们所拥有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最庞大和最复杂之意象的西方美学形式）历史的例证，有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理想主义和失望小说（《情感教育》，《使人迷惑的幻象》）、幼稚和群落小说（如乔治.艾略特的《米德尔马契》，英国批评家吉利恩.比尔已经表明它受到了她所称的有关衍生模式的达尔文情节的强烈影响，那些模式构成了这部有关19世纪英国社会的伟大小说）。音乐和绘画中的其他一些美学形式，都仿效了相似的模式。<br>    然而，也有一些例外，有一些背离了臆想的人类生活的总体模式的例证。人们会想起《格列佛游记》、《罪与罚》和《审判》，这些作品似乎脱离了在连续的人生阶段概念（如在莎士比亚那里）与对它们的美学反思相契合背后的、令人惊异的持续性。因为人们明确地认为，在艺术和我们关于人类生活的阶段的普遍理念中，存在着一种被认为是普遍持久的适时，我这么说是意指适合于早期生活的东西，并不适合于晚期阶段，反之亦然。例如，人们会想起《圣经》的严格评论，即对一切来说，都有一个季节和一个时刻；对天下的每一种目的来说，都有一个诞生的时刻和一个消亡的时刻等等：“因此，我感到，与人们应当在自己的作品中感到欣喜相比，没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因为那是他自己的一部分：因为谁能使他发现在他身后将会是什么？……所有的事物看起来都是相似的：一件事情看起来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邪恶的；可能是好的和清晰的，也可能是不清晰的。”<br>    换言之，我们认为人类生活在实质上的健全，与它同时间的契合、彼此完全适合，有着极大的关系，因而也与其适宜性或适时有着极大关系。例如，喜剧要在不合时宜的行为举止中寻找其素材，一个老头儿爱上了一个年轻女子（“十二月中的五月”），如在莫里哀和乔叟那里的情形一样，行为举止像个小孩的哲学家，假装有病的健康人。然而，恰恰也是作为一种形式的喜剧，通过作品经常作为结尾的、表现年轻恋人婚姻的“合唱队的对唱”（kommos），而使适时得以恢复。<br>    最后，我要转向最后的那个巨大的疑难问题，由于显而易见的个人原因，它在这里成了我的主题——生命中最后的时期或晚期，身体的衰退，不健康的状况或其他因素的肇始，甚至在年轻人那里它们也会导致过早夭折的可能性。我将把焦点集中在一些伟大的艺术家身上，集中在他们的生命临近终结之时，他们的作品和思想怎样获得了一种新的风格，即我将要称为的一种晚期风格。<br>    人们会随着年龄变得更聪明吗？艺术家们在其事业的晚期阶段会获得作为年龄之结果的独特的感知特质和形式吗？我们在某些晚期作品里会遇到某种被公认的年龄概念和智慧，那些晚期作品反映了一种特殊的成熟性，反映了一种经常按照对日常现实的奇迹般的转换而表达出来的新的和解精神与安宁。在诸如《暴风雨》或《冬天的故事》一类的晚期剧作中，莎士比亚返回到了浪漫的和寓言的形式之上；相似地，在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之中，年老的主人公被描绘成最终获得了一种非凡的神圣感和对于决心的感知。或者说，还有众所周知的威尔第的情形，他在自己的最后几年里创作了《奥瑟罗》和《法尔斯塔夫》，这些作品与其说多半洋溢着一种聪明的顺从精神，不如说洋溢着一种复苏了的、几乎是年轻人的活力，它证明了一种对艺术创造和力量的尊崇。<br>    我们每个人确实都能提供有关晚期作品使一生的美学努力得以圆满的证据。伦勃朗和马蒂斯，巴赫和瓦格纳。但是，属于艺术上之晚期的并不是和谐与决意，而是不妥协、不情愿和尚未解决的矛盾吗？倘若年龄和不健康没有产生出“成熟老练就是一切”的安详，又该怎么办？易卜生的情形就是如此，他最后的一些作品，尤其是《我们死者复苏时》，扰乱了事业和这位艺术家的技艺，重新提出了有关意义、成功和进步的问题，人们以为它们是这位艺术家的晚期应当超越的问题。结果，易卜生的晚期剧作远远没有做出解答，却使人想到了一个愤怒的和心烦意乱的艺术家，对他来说，戏剧媒介提供了一个激起更大焦虑的机会，无可挽回地损害了结局的可能性，使观众陷入比从前更加困惑和疑虑的境地。<br>    我深深感到很有趣的，正是作为风格要素之一的这种晚期的第二个类型。我想要探讨对这种晚期风格的体验，它包含了一种不和谐的、不安宁的张力，最重要的是，它包含了一种蓄意的、非创造性的、反对性的创造性。<br>    阿多诺在一篇名为《晚年的贝多芬》的文章片段中，极为引人注目地使用了“晚期风格”这个词语，其时在1937年，后来把它用在了1964年的一部音乐论文集《音乐瞬间》里，然后在《论音乐》里再次加以使用，这是在他身后出版的（1993年）一部论述贝多芬的著作。<br>    ……

前言  玛丽安·C.萨义德<br>导论  迈克尔·伍德<br>第一章  适时与晚期<br>第二章  返回18世纪<br>第三章  《女人心》的限度<br>第四章  论让·热内<br>第五章  徘徊不去的旧秩序<br>第六章  作为知识分子的艺术名家<br>第七章  晚期风格概览<br>索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