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主编爱德华·格林（Edward Green）生于1951年。自1984年起，任曼哈顿音乐学院教授，1980年起为纽约审美现实基金会成员。曾师从美国哲学家伊莱·西格尔（Eli Siegel），认识到尊重人类美学表现中的必然性与多样性两者的重要性。这在他最近的论文《与新相遇：21世纪音乐教育者从早期民族音乐学家还可以学到什么》（《音乐教育历史研究学报》出版）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其也是即将出版的《杜克·艾林顿的剑桥同伴》的主编。他撰写过有关海顿、门德尔松、普罗科菲耶夫、马勒、周龙、福斯特、帕奇、游吟诗人马卡布鲁等人的学术文章。同时，也是一名活跃的作曲家，其《小号协奏曲》最近由Albany Records公司出版，《中音萨克斯管与弦乐协奏曲》由AuR公司出版，另一首琵琶、二胡曲《四大》由Traditional Crossroads出版。

    《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是一本有关中国当代作曲家的评论专刊，全书包括了“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锣鼓点子及其在当代音乐中的意义”、“碰撞中的回响——论陈晓勇的音乐”、“佛教思想对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等八篇文章。笔者希望这卷《当代音乐评论》有自身的“生命力”。不仅仅能广泛影响人们，而且能自然影响其所遇到的陈词滥调。我们追寻富有活力的学术性，力求全面。尽管文集篇幅非常有限，但笔者与同事们试图对正在发生的事情展现一幅真实可靠的景象（尽管只是介绍性的）：一个令人兴奋的音响新世界。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努力结果只是一种“无生命力的容器”。每篇文章都有其动机，以及各种不同的对象并试图将它们归到一起。的确，这些文章（通过暗示）在进行一场富于活力的相互对话，探讨展现这种新音乐的意义的最佳方式。其中一些强调其普遍的意义，另一些则强调其与特定文化环境的牢不可破；有的包含作曲家生平，有的则避开了；一些文章的作者是作曲家，并从作曲的角度分析，另一些作者是音乐理论家，从作曲技术和文化角度分析；还有的更是这些音乐的积极演奏者。文集作者的年龄跨度从二十几岁到八十多岁，涉及的音乐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创作，以及在德国和美国创作的作品。其中一些文章充满热情并试图引发争议：从音乐的情感内容、哲学价值或社会政治意义方面做大胆的探讨；另一些文章则表现出体面的克制，寻求学术上冷静的深度和透彻性。然而，这种冷静遮掩着一种巨大的兴奋，从中显现出了很多令人惊奇的情况与事实！

    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
    历史、语言、美学及文人精神
    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所谓“专业”作曲家，是指创作娱乐音乐的“乐工”，或是为宫廷中一些祭祀礼仪及正式场合作曲的“乐官”。当然也有例外。例如在元朝，许多文人不愿为蒙古统治者服务，转而从事元曲或山水画创作，进而将其提升为中国历史上最具艺术成就与创新的艺术形式之一。由此可见，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一位身为“文人”的作曲家的观念、品质或责任，不论是在今天还是在过去，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因此，当今国际化的华人作曲家，是按照西方定义的“作曲家”，而非千百年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人”艺术家。
    那么今天的华人音乐是什么呢？是华人作曲家仿效西方现代音乐的创作吗？或仅是模仿和复制过去的音乐？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难道今天我们不应该期望真正的华人作曲家保留一些祖先们传下来的中国传统美学，并将自己无私地奉献给社会的文化传承吗？事实上，关于如何延续中国传统文化完整性的问题，在很久前已被提出。自从一个多世纪前，欧洲帝国主义在亚洲称霸最高潮时起，华人就开始对西方文化产生兴趣。然而，中华文化史呈现出长期的文化继承发展伴随着短期的文化冲突与蜕变。这种连续不断的、由交流走向合流的历史现象正是中国文化的特殊性格，也展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力量。
    与相当稳定的西欧文化史相反，中国必须抵抗来自各方的侵略，并且更有多次的内部大动乱，从而导致中国文化的不断蜕变。仅仅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就有几乎一半的时间处于外来的侵略或内部的混乱状态！然而，富有创造力的中国文化却在每次大动乱之后都能坚持融合新文化，而再度发展故有文化传统。所以，当今中国文化中显示出的不协调或反面因素，也许正预示着未来中国文化的再次整合。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相互影响的能力全在于其哲学构想的广度和深度，及其理论建构的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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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中国与西方：一种新音乐的诞生
华人作曲家何去何从？
锣鼓点子及其在当代音乐中的意义
碰撞中的回响——论陈晓勇的音乐
佛教思想对周龙音乐的影响：对《禅》的思考
书法与周文中近期作品的音乐表情
罗永晖的音乐：背景，媒介及中国风格
重新审视当代中国音乐分析中的文化政治：以《鬼戏》为例
盛宗亮的音乐：跨文化经历的见证——他在三首作品中对于中国民歌《小河淌水》的音乐动机、对位和调性的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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