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书》对历史的贡献之一是，它的“南蛮传”详细记载了当时和唐帝国有往来的国家。
《新唐书》专为立传的“南海国”有林邑、婆利、罗刹、婆罗、殊奈、盘盘、哥罗、拘蒌蜜、扶南、白头、真腊、参半、道明、诃陵、堕和罗、昙陵、陀洹、堕婆登、投和、瞻博、千支、哥罗舍分、修罗分、甘毕、多摩苌、室利佛逝、名蔑、单单、罗越、骠国30国，提到的国家或地区有奔浪陀、大浦、西屠夷、赤土、丹丹、甘棠、僧高、武令、迦乍、鸠密、狼牙修、婆利、不述、车渠、迦罗合弗、迷黎车、婆岸、干支弗、合跋若、磨腊、婆凤、多隆、萨卢、都诃卢、君那卢、真陀桓、但游、波刺、多罗磨、哥谷罗、堕罗钵底31国。
在以上众多国家和地区中，林邑、真腊、骠国、诃陵、室利佛逝诸国与唐朝交往较多。
林邑在今天越南的中南部，一称占婆，唐德宗至德年间（756－758年）以后，又称环王国。
早在唐高祖武德年间（618－626年），林邑就两次“贡方物”，此后双方往来不绝，前后来唐聘问达26次之多。
林邑输往唐朝交换的物品主要有谬锁、五色带、朝霞布、火珠、珍珠、沉香及杂宝等，其他还有训象、白象、通天犀、五色鹦鹉、白鹦鹉等唐朝境内较为少见或难得一见的珍稀禽兽。
真腊就是今天的柬埔寨，它原是扶南属国，贞观初年，吞并了扶南。后来，又分为水、陆二真腊。
陆真腊在今天的老挝多山一带，水真腊则在柬埔寨近水地区。从武德年间（618－626年）开始，真腊向唐朝遣使11次，携来犀牛、驯象等物。
骠国在今天的缅甸地区，与唐朝的交往以“骠国献乐”最为有名。
诃陵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它地处唐帝国与印度尼西亚的海上交通要道，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先后9次遣使来唐，向唐朝贡献僧祗童、僧耆女、五色鹦鹉、频伽鸟、玳瑁、生犀以及异香名宝等物。
与诃陵一样，室利佛逝（苏门答腊岛东南的大港）在唐代南海交通中的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并且常常有唐朝人长时间驻留。义净称：“佛逝廓下，僧众千余，学问为怀，并多行钵，所有寻读，乃与中国不殊。沙门轨仪，悉皆无别。若其唐僧欲向西方为听读者，停斯一二载，习其法式，方进中天，亦是佳也。”在文中，他明确将室利佛逝作为唐朝取经僧人预习天竺“法式”的首选之地。
航海业的进步促进对外贸易的繁荣，而外贸的繁荣则促进唐帝国与外国的进一步交流，在接受这些国家的朝贡的同时，唐帝国也彻底开放了自己的市场，这样各个国家和唐帝国之间的往来就更加密切了。在唐代，中国沿海兴起了登州、扬州、明州、泉州和广州等一批以对外贸易为特点的沿海港口城市。
在这些城市中，广州格外引人注目。阿拉伯地理著作《道里邦国志》就以广州为南海诸国航海东方的终点，并称广州港为“中国最大的港口”。
唐人形容广州“涨海奥区，番禺巨屏，雄藩夷之宝货，冠吴越之繁华”，形象地说明了其在唐代海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著名诗人杜甫“海胡舶千艘”的诗句更说明，当时广州外商云集。
唐人李肇称广州每年都有“南海舶”——即外国商船停泊。在南海舶中，师子国舶最大，这些船高达数丈，人们上下时都需要搭设梯子，船上堆满了宝货。每当南海舶到来时，“则本道奏报，郡邑为之喧阗”。
商船上都饲养了信鸽，万一在海上遇难，信鸽可以在千里之外归来报信。广州的对外贸易盛极一时，其“利兼水陆，瑰宝山积”，是唐朝宫廷内外所渴求的外来珍奇货物最重要的来源。
长庆三年（823年），郑权赴广州任岭南节度使，韩愈在送别的文章中说，广州是“……蛮胡贾人，舶交海中，若岭南帅得其人，则一边尽治，不相寇盗贼杀，无风鱼之灾、水旱疠毒之患。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奇物溢于中国，不可胜用，故选帅常重于他镇……”韩愈显然希望郑权贵而能贫、为仁不富，但郑权在任不满一年，就因贪婪赃污、搜刮奇珍而成为国家的蛀虫。
封建帝国的“盛世”往往意味着官僚的腐化和堕落，中国陶瓷的出口贸易事实上从一开始就打上了“贪渎”这个烙印。或者因为和韩愈的关系，郑权的堕落才惹人注意——但事实上，在广州“蛮舶之利”的诱惑下，官员贪污已经成为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唐代广州的各级地方官员中，因贪污贿赂犯罪或因此而致富者，就有党仁弘、萧龄之、周利贞、路元睿、刘巨鳞、彭果、张万顷、徐浩、路嗣恭、王锷、郑权、胡证、王茂元等人。
不少官员的贪污行为是令人发指的，广州都督路元睿掠取“昆仑舶”珍货而遭到外商的刺杀，路嗣恭借口外商违法而“株戮舶商，没其财数百万私有之”。
王锷任岭南节度使时，“西南大海中诸国舶至，则尽没其利，由是锷家财富于公藏。日发十余艇，重以犀象珠贝，称商货而出诸境。周以岁时，循环不绝，凡八年，京师权门多富锷之财”。
地方官的贪污行为对广州的对外贸易产生了重大影响，769年，李勉前往广州赴任，当时一年才有四五艘西域商船到广州，可见唐代宗时，到了8世纪末，广州对外贸易更是严重衰落，贸易额锐减，甚至无法满足朝廷的需求。当皇帝询问这个情况时，陆贽尖锐指出：“广州地当要会，俗号殷繁，交易之徒，素所奔凑……若非侵刻过深，则必招怀失所。”他明确将海外贸易的衰落归于“侵刻过深”。
而“广州渗案”对海外贸易近于毁灭性的打击却远甚于官员的腐化和盘剥。黄巢造反后，迅速攻占了广州，而这时，广州城内聚居着大批从外国前来唐朝经商的侨民。黄巢就下令屠杀城内居民，不计罹难的中国人在内，仅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就总共有12万人之多。这4种宗教徒的死亡人数所以能知道得这样确凿，是因为中国人按他们的人（头）数课税的缘故。
死亡的外国人可能并没有意识到聚居广州会有这样的结局，此前因为帝国的盘剥，已经有人决定要离开中国了，但由于是聚居的形式，他们在同一个地区保持着同样的生活习俗，而且还可以推举自己信赖的外国人来担任首领，这样的话，熟悉了环境的外国人在回国问题上就显得非常彷徨——他们寄希望于帝国整治当地官僚，让他们重新生活在“盛世”里，但他们等来了来势迅猛的农民革命和自己的悲惨命运。
谁也不知道黄巢的伟大抱负究竟是什么，沿海地区的贸易城市不断遭到他领导的军队的破坏，“广州惨案”的血还没干，他的军队已经开始勇猛地攻击福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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