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早挑战简单理性选择模型的实证研究质疑的是它的信息假定。理性行动者对未来做两个猜测：猜测当前行动将来会产生什么结果，猜测那些结果将来会给人什么感受。理性选择理论的古典版本假定两个猜测都是精确的，实际决策情境则往往表明，两个猜测似乎都是有问题的。第一个猜测关注的是当前行动的未来结果，长期以来，这一猜测的不确定性一直吸引着决策学者以及选择理论家的注意力。即使估计了各可选方案的结果，而且也意欲采取理性的行动，人类选择还是受到信息和计算的限制。这些理性限制一部分来自人类个体作为信息处理器的特性，他们不能清楚地看到或者准确地解释自己所处的决策情境。他们把复杂情境简单化，使用启发法和框架处理信息（Kahneman，Slovic，&Tversky，1982）。人们很难把所有可选方案都考虑到，也很难保证所收集到的信息是非常全面、完全准确的。组织可以多多少少弥补人类个体的局限性。在某种程度上，组织能够克服信息加工的限制，具有更强的平行加工能力、信息盘点能力和专家调动能力（feldman，1989）。然而，与此同时，组织也带来了新的问题，比如信息的保存和沟通、协调和冲突等等。结果，所有现代的理性选择理论实际上都是有限理性理论（Holmstrom&Tirole，1989；Kreps，1990）。有限理性的核心观点是很基础的，现在也广为大家所熟悉。决策者并非一面对问题就知道所有可选方案、各可选方案的预期结果以及各预期结果的出现概率，他们需要经过搜寻才能发现这些信息。关键的稀缺资源是注意力，所以大部分有限理性理论都是关于注意力分配的理论（Cyert&March，1992；March，1988）。如果未能实现目标，决策者就启动搜寻，一直持续到找到一个足够好的、可以满足现有唤起目标的方案。决策者在旧方案附近搜寻新方案，如果未能实现目标，决策者就把搜寻集中在导致。<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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