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书法批评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的关注和恪守是我在撰写这本《现代书法家批评》时所力求遵循的批评原则。这在很大程度上使我摆脱了个人审美趣味的辖制，而得以从宏观的审美一文化维度来评价每一位书家。对于现代书家来说，他们所承受的书史压力在很大程度上要超过古代书家。他们面对的是书法在近现代文化转型中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新变局——书法与传统文化的断裂，士大夫阶层的消失与书法泛文化语境的隐退，碑学危机与碑帖兼融，书法的边缘化与实用、审美的两难，书法的现代性与文化制约等。以上书法变局都使现代书家处于一种复杂化的现代性问题情景中。对现代书家的批评便需要紧紧围绕上述书史情景而展开，在这里任何来自批评者个人的审美趣味都显得无足轻重，因为它无法有效地解释一个书家的创作动机和书史效果，并对其全部创作行为给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因此，任何游离于历史意识和问题意识之外，而仅仅局限于作品本身、只从批评者个人的一己好恶出发所做出的批评都是缺少理性和公正性原则的，它只会使批评陷入盲目的境地而丧失其学理性。

    上编
    蒲华
    在清代碑学晚期发展中，蒲华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但他的书史名声与地位却与他的书史贡献并不相称。长期以来，书法史家没有将蒲华在晚清碑学发展中的重要性提示出来，给予客观公正的历史定位，以至对蒲华的评价过低或流于浮泛，缺乏史学眼光，这不仅在民国时期是如此，在现代也是如此。
    事实上，蒲华在晚清碑学语境中是个举足轻重的关键性人物，他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显示出碑学所可能达到的高度。在这一方面，蒲华并不逊色于何绍基和赵之谦，更不逊色于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甚或毋宁说，蒲华的创作既是对何绍基的拓化，也是对沈曾植、康有为、吴昌硕的前示。蒲华的意义也正是表现在对碑学的承上启下方面。蒲华与何绍基相差30岁，可以说是何绍基的后辈，而与赵之谦则可谓同代人。赵之谦生于清道光九年（1829年），蒲华生于清道光十年（1830年），两人仅相差一岁，但论书坛名声蒲华却远远不及赵之谦，而一般论史者，也很少将蒲华与赵之谦相提并论，这使蒲华在近现代碑学史上始终是一个边缘化的人物。论到清代碑学后期发展，一般公认是何绍基开拓了碑帖融合的新途。他以北碑为底，颜稿行为面，拓化出碑行书一脉。这规定了晚清碑学的发展方向。赵之谦私淑何绍基，在何绍基稿札的基础上，强化了北碑的绞转笔法，将碑行书推到一个新的发展高度。从承传方面来看，赵之谦与何绍基无疑是同脉，而蒲华却并没有在任何意义上延续或预流何绍基、赵之谦一脉，他的碑行书可以说是另有渊源，这也许正是蒲华在晚清碑学史上名声不著的原因。

引言
上编
蒲华
沈曾植
康有为
吴昌硕
李瑞清
陶濬宣
曾熙
罗振玉
郑孝胥
赵熙
李叔同
梁启超
杨守敬
谭延闽
齐白石
黄宾虹
陈师曾
徐悲鸿
马叙伦
丁佛言
张伯英
于右任
沈尹默
白蕉
沙孟海
谢无量
来楚生
林散之
鲁迅
郭沫若
徐生翁
吴玉如
陆维钊
高二适
王蘧常
马一浮
胡小石
张大千
溥心畲
丰子恺
萧蜕庵
王世镗
……
下编
后记
再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