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国之躯（1）
文 王海洲
领土是国家最重要的元素之一，自古以来土地能够高贵而神圣的原因也正在于此。地球上大多数国家在梳理历史追本溯源的时候，都喜欢将人的诞生与土地联系在一起。上帝吹尘土造人，女娲抟黄土造人，毛利人的神用红土造人，而阿拉伯的真主和非洲人的神灵用以造人的材料也是泥土。土地不仅能够满足民族生死于斯的遥远想象，也是人类对其抚育血肉的顶礼膜拜。
在后神话时代，土地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国土与身体之间的关系，重点也从身体的来源转移到身体的目的上来，而这又是与人对自身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在古希腊，“公民”一词即由城市国家—“城邦”一词衍生而来，在理性原则和政治生活的意义上，身体和国家具有某种一致性。国家视阈中的身体哲学是古代任何一个民族的哲学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社会道德、政治伦理以及风俗习惯皆根系于此。不过作为目的的身体并不是本文所要讲述的内容，它作为身体政治学的“正统”贯穿整个政治哲学史和政治社会史，并在福柯“身体就是权力”的经典论述中达到顶峰，近几十年来已经在学界和艺术界作为身体政治的一种思想之源得到了充分的发展，似乎只要是关切身体的，那么就是政治的，其内涵也就理所当然地深刻起来。
在此，我准备讲述另一支几乎被人遗忘的传统，这种身体政治的重点不是研究作为目的的身体，而是关切身体的广泛喻指，尤其是将国家比喻成身体的学说，其代表人物是英国政治学大家霍布斯，考量的背景是文艺复兴中葳蕤一时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随之兴起的技术革命和启蒙运动。迄今为止，在那个时代里对人之存在的关注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虽然它只是刚刚举起近现代自由民主浪潮的旗帜，但以人的眼光去观察世界的方式占据绝对主流的地位，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艺术家还是医学家，无论是哲学家还是文学家，探索人的身体构造的热望弥漫在15到19世纪的欧洲上空。达·芬奇素描中的人体肌肉构造图栩栩如生，哈维揭示了血液循环的运动过程，梅特里响应笛卡儿宣称“人是机器”，主张人的自然属性和理性思维同等重要，到了19世纪初雪莱夫人创作了“科学怪人”弗兰根斯坦的形象，已经开始对日益膨胀的科学狂潮进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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