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卫与媚俗
一
一个社会，当它在发展过程中愈来愈不能对其特殊形态的必然性作出合理解释时，就会打破艺术家和作家在很大程度上赖以同观众交流的广为接受的观念。由此以来，对什么都很难假定。所有涉及宗教、权威、传统和风格的真理都遭到质疑，并且作家和艺术家不再能够预见观众对其运用的符号和参照的反应。在过去，这样的情形通常会演变为固步自封的亚历山大主义（Alexandrianism），即一种学院主义作风。其特征是真正重要的问题由于有争议而被置于一边，创造性活动被缩减为处理形式细节的精湛技艺，所有重大问题都依据古典大师的先例解决。同样的主题在上百件作品中被机械地变来变去，然而，却没有新东西产生出来，随之而来的是：斯岱舍斯的（Statius）史诗，繁复而华美的韵文，罗马的雕塑，美术（Beaux—Arts）绘画，新共和国式的建筑。
希望在于，在我们现今社会的衰落中，我们——我们中的一些人——不情愿接受这个最近阶段为我们文化的命运。在试图超越亚历山大主义的过程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某个部分产生了一种迄今为止闻所未闻的事物——前卫文化。它的诞生是伴随着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更确切地说，一种新的社会历史批评出现的。这种批评并没有用永恒的乌托邦来对照我们现今的社会，而是从历史和因果角度严肃地检验处于每个社会中心的形态的先例、存在理由和功能。从而说明我们现今的资产阶级社会秩序并不是一个永恒的、“自然的”生活状态，而仅仅是一系列社会秩序中的最新阶段。这种新观点，曰渐成为19世纪50和60年代先进理性意识的一部分，很快被艺术家和诗人接受，即使这种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意识的。因此，前卫的诞生在时间上（也在地理上）与欧洲第一次科学革命思想的显著发展相一致就不是偶然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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