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封建”概念的把握,陈独秀超越中国传统,没有将其限定在政治制度(分封制)上,而扩大为一种中西相互比照的社会制度,这显然是受到严复的影响,严译《社会通诠》以“封建”对译feudalism,认为中西皆有封建制的历史,此种认识被陈独秀所接受。然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与严复又颇相差别:严复认为中国的封建制行之夏、商、周三代,止于周末,秦以后为“霸朝”(君主专制制度),而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却将中国的封建社会大加伸展,一直延及近代。<br> 陈独秀何以别出心裁,将“封建”的外延作如此巨大的扩张呢?陈氏本人并未对此加以说明,我们只能取“知人论世”法,略考陈氏生平,以探究其新说的来源。<br> 清末民初出现留日热潮,陈独秀为此一行列中人。1901年11月,他首次自费留学日本,次年春回安庆;1902年9月至1903年4月,他再次赴日,在东京成城学校习军事,1903年春回国,办《安徽俗话报》,以通俗文学宣传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后又三度赴日,曾就读东京高等师范学校速成科、早稻田大学。最后一次(即第五次)赴日,是1914年7月到东京,协助章士钊编《甲寅》杂志,1915年夏自日本返国,在上海创办月刊《青年杂志》(从第二卷起更名《薪青年》,编辑部迁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最重要的舆论发祥地。<b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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