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前后英诗汉译的社会文化研究》:
为什么中国近代诗歌翻译在本质上具有古代性?我们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译语语言体系,在于译语话语方式,在于译语语境的传统社会文化心理。表面上,如何翻译是译者的自由,但在深层上,翻译者所持语言其实早已规定了如何翻译、翻译的类型及样式。语言以一种无形但巨大的力量牢牢地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当然也控制着人们的翻译行为。所谓“自由”,其实只是在语言范围内的自由,一旦超出语言范围,便无地自由。既然英语诗歌作品是一定的,翻译似乎也应该是一定的,但翻译作为一种语言文化问题根本就没那么简单。语言的差异以及作为语言深层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差异使翻译和被翻译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语言之间的深刻的隔阂正是社会文化心理之间的深刻的隔阂。
中国近代英诗汉译之所以具有中国古代诗歌的性质,从根本上是由诗歌翻译所使用的语言的古代性质所决定的。正是汉语文言文以一种无形的力量宏观地规定了诗歌翻译的古代性质。对于文言文与古代思想之间具有深层的联系,前人早有意识。周作人说:“这宗儒道合成的不自然的思想,寄寓在古文之间,几千年来,根深蒂固,没有经过廓清,所以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已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周作人,1935:200)黄绳说:“封建时代的语言,代表着封建意识;民主革命时代的语言代表着民主革命意识。”(黄绳,1939)宗白华说:“而尤为重要的,是中文名词所代表的中国几千年来传下来的旧思想、旧观念和西洋近代由科学上产生的新思想、新观念,更是丝毫不相仿佛。我们若把这种旧名词来翻译一个西洋学说上的新思想,简直好像拿一件中国古代的衣冠,套在一个簇新式的欧洲人身上,变成一个莫名其妙的现象。这种现象最容易引起人的观念上的紊乱与误会。”(宗白华,1994:200)应该说,这些结论是很有见地的。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传统语言与传统思想文化之间的因果关系,只是缺乏理论论述和语言学的深度。事实上,中国近代翻译从根本上就是“拿中国古代的衣冠套在簇新式的欧洲人身上”,只是这并不“莫名其妙”。它是“紊乱”和“误会”,但这种“紊乱”和“误会”是正常的,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格兰特和华尔夫所说,“古汉语所体现的思想领域,代表着一种与现代西方语言所体现的文化领域完全隔绝的、自成一体的文化单元”(本杰明·史华兹,1995:87),用这种属于完全异己文化范畴的语言无法准确地表达西方语言所代表的思想。
同样道理,五四后的英诗汉译,由于大多数译语使用的是承载现代社会文化心理的白话文,因而在性质上基本属于中国现代文学范畴。现代白话文在思想层面上是具有现代意识的语言系统,在思想上它深受西方的影响,与西方具有亲和性。正是现代白话文构成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深层的基础。白话文与近现代翻译之间是一种双向的关系,一方面,近代文学翻译冲击了文言文,对现代白话文的形成和发展起了促进的作用;另一方面,现代白话文一旦形成之后又从根本上改变了翻译的性质,用与西方思想文化具有亲和力的现代白话文来翻译西方的诗文,其翻译作品的性质自然具有现代性。可以说,正是语言的变革使近代翻译发生了转型。当然,这已不是本节所要讨论的内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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