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许慎的定义过分地讲究形式，举例也只有两个字，没有把六书的涵义真正讲清楚。因此，历代学者对六书的涵义争议颇大。戴震曾“考自汉已来，迄于近代，各存其说，驳别得失，为《六书论》三卷”，惜其书不传。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谓此书为“论百家六书者”。好在戴震又在《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中专辨历来论转注者之谬，进而提出了他的六书四体二用之说。戴震认为造字之法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而转注、假借二者乃是用字之法。戴震说：“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问，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日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日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日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日会意。四书者，字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印、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日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日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两大端也。”戴震“四体二用”说的价值，在于划清了造字之法与用字之法的界限，使一千多年来争论不休的六书性质问题得以澄清。 “江慎修先生得其书，谓众说纷纭，得此论定，诚无以易。”于省吾先生说得好：“清代学者之论六书，以象形、指事、会意、形声为四体，以转注、假借为二用。凡文字之音近或音同者均可互借，凡文字之义同者均可互注，必如是才能充分发挥二用的效能。”
从是否直接创造字的形体这一点来说，假借确实应归为用字之法。但有些学者主张从语言学的“字”是形音义的结合体这点上说，假借又属于造字法。认为假借是借形造字，虽然它没有直接造出新的汉字字形，但口语中的音义结合体确实有了字形上的体现，音义统一的字由于似借的运用大量地增加。因而假借又属于造字法，实际上即所谓的“造词法”。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