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都不支持这种看法。
（二）传布和维持这种神圣狂热的有效工具是救世军——一群信徒，训练成一个军事组织，有为数众多的一层一层的军官，全都宣誓无条件地服从“将军”。“我的一个电报就把任何一个军官送到天南海北的任何一个地方”；“每一个参加组织的人都明白承认一个条件：他必得服从总部的命令，不得提疑问，不得反对。”这个原则我看是无可争议的。圣芳济和罗耀拉都是应用这个原则进行他们的伟大试验的。布斯不要求他的信徒发誓，我很佩服他对于人性的洞察。一个出于自愿的奴隶抵得上十个发过誓的仆从。
（三）救世军建立以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在有9416个完全出勤的军官，有75万镑存款，有同样数目的年收入，在本国有1375个军官队，在殖民地和外国有1499个军官队。这证明救世军的事业得到圣灵的赞许。在这一点上我同兴高采烈的“将军”有不同意见。他一心一意创建新军，使他无暇了解在他之前的同类尝试。在我看来，他的成就比起圣芳济、罗耀拉、福克斯，乃至当代的摩门教，不见得更大。这些个伟大运动的教义基础各各不同，因而我很难相信它们全都得到上苍的同样保佑；尤其是鉴于布斯先生的成就还赶不上它们，更难证明他获得特殊的恩宠。
已往那些试验的结果如何呢？圣芳济要求他的信徒摒弃一切财物，可是在他于1226年去世三十年之后，以他亲自指定的继承人伊利亚斯为首的圣芳济会已经成为基督教世界中最有钱最有势最世俗的团体之一，染指于任何社会的、政治的腐败事务，只要有利于他们的教团；他们的主要努力是对付他们的对手圣多明尼会和迫害自己教团内部遵行创造人教导的弟兄们。罗耀拉创建耶稣会，为反对教皇统治的人们的希望所在有二百年，可是他们后来有钱有势了，不免滥用他们财富和势力，参与政治阴谋。有鉴于这样的先例，谁能保证救世军不走上同样的道路呢？创始人的高贵品德和良好愿望是不足以作为判断事业的未来走向的依据的；假如可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那么，对不起，布斯先生是比不上圣芳济-的。可是连圣芳济也还缺少知人之明，以至于指定伊利亚斯那样有野心的阴谋家做他的副手和继承人，我们又有什么根据认为布斯先生必然能够洞察未来呢？
布斯先生指摘某些慈善事业是有五分利却有十分害。很抱歉，我不得不说，照我看来这正好适用于布斯先生自己的规划。社会祸害莫大于无知和无节制的宗教狂热；损害良知良能的习惯莫大于盲目的、毫不迟疑的服从无限制的权威。饥寒淫乱是祸害，但是比这些更大的祸害是让全体人民的智能受制于有组织的狂热；是眼看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听命于一个立志传布他的狂热的君王；是坐视本来应该对自己的国家的命运负责的人们堕落为无知的工具，听从一个主子的任意使唤。
目前许多善良的人捐助大量金钱给这一类团体。可是除非有明显的证据证明我对这种团体的认识是错误的，我不会让一千镑钱经我的手送到那种团体去。
赫胥黎的第二封信是对布斯的《最黑暗的英格兰》的进一步评论：指出布斯对古今救济事业的无知，批评布斯的一切救济都以皈依救世军的信仰为前提，指摘他擅自施加刑罚——例如女子A“对我们的人诉说被人两次诱奸。我们找着那男人，跟踪他到乡间，以公开揭发威胁他，强迫他赔偿现款六十镑，以后每星期付生活费一镑，并投保金额为四百五十镑的人身保险，以A为受益人”（见原书222页）。总之，救世军的伦理学是成问题的，它的经济学是稀奇古怪的，它的法律观是法自我出，“这一切”，赫胥黎说，“我不喜欢，尽管它得到支持布斯的先生们的赞赏。”
赫胥黎的第三封信见报在第一封信的十天之后。头上说，自从第一封信发表之后，我收到了很多信，有反对的，有赞成的，我觉得最有价值的是有些信提供了一些情况，证明我在第一封信里说的这种团体早晚要堕落为排他狂的个人野心的机器，已经不幸而言中。在这些文件里边我只提出一种来介绍给《泰晤士报》的读者，那就是J.J.R.雷德斯通的《救世军的一个前上尉的经验》，书的前面有牧师肯宁罕·给克博士的序（所署日期为1888年4月5日）证明书里所说的情况真实可靠。我不能详细复述雷德斯通的书的内容，我只从该克博士的序里摘引四点。该克博士对救世军的早期的未腐化的工作备加揄扬，因而决不能说他的话怀有宗派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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