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字问题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
是“钱锺书”还是“钱钟书”？
是“文徵明”还是“文征明”？
简化没商量
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人名用字能否简化，必须以国家规定的有关法规为准。
查《简化字总表》，无论是1964年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等部门发布的《关于简化字的联合通知》以及《<简化字总表>说明》，还是1986年国家语委发布的《关于重新发表<简化字总表>的说明》，从中都找不到任何人名用字可以不简化的根据。
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倒是可以在第十七条中发现这样的规定：“有下列情形的，可以保留或使用繁体字、异体字：（一）文物古迹；（二）姓氏中的异体字；（三）书法、篆刻等艺术作品；（四）题词或招牌的手书字；（五）出版、教学、研究中需要使用的；（六）经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特殊情况。”有点关系的是（二），但这是指姓氏中的异体字，关于这一点，早在1955年发布《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时已有规定，这里不过是重申而已。
总之，人名用字可以不简化，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既然如此，我的态度是：简化没商量。（林仪辉）
四个“钱钟书”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我想，肯定是针对钱锺书的“锺”字能否简化而提出的，这确实是个问题。据本人有限的阅读所及，至少在图书封面上见到了四个“钱钟书”：①錢锺书；②錢钟书；③钱锺书；④钱钟书。
究竟提倡用哪一个呢？
①全部是繁体字，在一本用简化字排版的书中，封面用字如此处理，似乎不太协调；②也想全部用繁体字，但因对繁体字的掌握有所欠缺，结果张冠李戴，“锺情”的“锺”误为“钟表”的“鐘”，这是一个别字；③想两者兼顾，“钱”“书”两字正常简化，“锺”字则类推简化为“锺”，但如此类推是没有根据的，“锺”字实际上是一个在任何工具书里都找不到的怪字；④是全部用简化字。
根据以上简单分析，我认为显而易见，应该提倡的是④。人名用字如果例外，“推行规范汉字”便会成为一纸空文。（杭志中）名人和法规 ．
钱钟书之所以叫钱钟书，据说和小时候“抓周’’有关。他抓到了一本书，于是起名叫“钟书”，意思是钟情于书也。
汉字简化以前，“钟情”的“钟”，自应写作“锺”；汉字简化以后，“锺情”的“锺”和“筵表”的“鐘”，都简化为“钟”。自此，“錢锺耆”写作“钱钟书”，本是顺理成章的事。长期以来，正是这么处理的。
据说，钱钟书先生对此有些想法。我之所以用“据说”，是因为听到过传闻而未见到过书面材料。有些出版单位出于对钱先生的尊重，便把钱先生的名字采用简繁混杂的处理方法写成“钱锺书”，并进而类推为“钱锺书”。
尊重名人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当名人的意见和相关的法规并不一致时，如果只一味考虑尊重名人，那置法规于何地？为此，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妥善的处理方法。
如果“钱钟书”可以写成“钱锺书”，那么“钟情”“钟爱”都应写成“锺情”“锺爱”，否则怎么维护汉字的系统性？如果“钱钟书”可以写成“钱锺书”，那么本人的名字“王曲”也应写成“王*”，因我出生在一家酒厂里，父母亲又是酿酒高手，给我起了这么一个名字；那么这个名字是否可类推简化为“王趟”呢？名人和非名人总得一视同仁吧。
但这样一来，汉字的规范还从何说起！（王曲）
岂能例外
在印章手稿中，钱钟书先生署自己的姓名用的都是繁体字，作为个人行为，本无可厚非。钱先生还创造过一种连体的写法：“（扫描字）”。但这一切都不能成为不少的出版物喜欢“钱锺书”的理由。
“锺”字的流行，实际上是语言文字运用中的一种病态，即缺乏法治意识。首先，“钟”写成“锺”，不是繁简问题，而是对错问题，繁体该写成“锺”。“锺”一边简，一边繁，整个一“四不像”。即使是繁体，“钱”“书”二字用简化字，繁简并用，也不符合通用语言文字法的精神。
记得曾有人说这是表示对钱先生的“尊重”，照此说来，连《谈艺录》《管锥编》的编辑、钱先生信得过的朋友周振甫先生都不尊重钱先生了？因为他在《诗词例话》（中国青年出版社）、《钱钟书<谈艺录>读本》（上海教育出版社）、《<诗经>译注》（中华书局）等著作中，凡写钱先生的名字，全都用了简化字。（王国锋）想当然的“使用规则”
人名中保留异体字、繁体字，本以为是一种习惯用法，想不到还有“使用规则”。某考试辅导教材中这样写道：“对于人名地名中的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规则不明，便会出现诸如将元代书画家赵孟頫、扬州八怪之一李*、北宋词人晏幾道、汉末哲学家徐斡等写成‘赵孟俯、李鳝、晏几道、徐干’的现象。”
恕笔者孤陋寡闻，我想问一下，这“使用规则”到底是哪里发布的？又是怎么规定的？在我印象中，关于人名中的简化字、繁体字、异体字的使用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10月30日通过，2001年1月1日施行）是这样说的：“姓氏中的异体字”可以保留。是“可以”，不是“必须”，而且姓氏只指姓，不包括名，也就是说，上述人物的姓名，除非是特殊需要，在出版物上就是应该印成“赵孟俯、李鳝、晏几道、徐干”。
另外，顺便说一下，“姓氏中的异体字”指的是“异体字”，不包括“繁体字”。一些出版社近来出版台湾作者几米的书籍，作者姓名都一律印成“畿米”，便是犯了这个错误。“幾”是“几”的繁体字，不是“几”的异体字，不在“姓氏中的异体字”的范围之内。（金土）
想起“程十髪”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似不宜一概而论。常见报刊中提及当代画家“程十发”，观其画作署名却是“程十鬟”。初见此名似乎有点怪，翻开《说文解字》则豁然有悟：“程，品也。十髪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寸。”原来“髪”乃古代一种长度单位。程先生因姓取名，以名解姓，别有意趣。用简体，读阴平，进而繁化为“骚”，岂不大失其趣？本人认为，像这类用名不能简化。（王中原）
“一脉单传”还是“两房合一”
人名用字能否简化？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但应该看到，一个人来到世上，父母起名时往往煞费苦心，有的名字还深涵哲理，别人对此理应尊重。下面就《咬文嚼字》所举古今两例作点分析。
先说文徵明。此人是明代的书画大家，“吴中四才子”之一。“徵明”是他的字。古代“男子二十冠而字”，这与呱呱坠地时起的名字又有所不同，往往更能反映当事人的人生追求。文徵明后来改字“徵仲”，仍旧有个“徵”字，可见他对这个字还是比较看重的。改用杀气腾腾的“征”字，笔者认为欠妥。据查，《辞海》中的词条为“文徵明”。广西某出版社曾出版《文徵明行书诗帖》，用的也是“文徵明”。
再说钱锺书。这三个字都可以简化，但分属两种不同的情况。“钱”和“书”简化为“钱”和“书”，可以说是“一脉单传”，不会发生误解；而“锺”简化为“钟”，情况有点复杂，因为“锺”也简化为“钟”，这个“钟”字顶着“两房香火”，“钟书”远不如“锺书”意义显豁。也许正因为此，《辞海》的词条为“钱钟（锺）书”，特意加了一个括号。
笔者的看法：凡是“两房合一”的，以不简化为宜。（金世华）保持姓名的稳定性
、 不错，姓名只是个符号，但既然是符号，为了便于识别，就应该保持稳定，不能让熟人产生陌生感。比如过去写“文徵明”，现在写“文征明”，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让人有点犯难。
《辞海》是考虑到这一因素的，所以它出现的是“魏徵”“文徵明”“陆徵祥”“柳诒徵”，“徵”字都没有改用“征”字。我觉得这不仅是谨慎，而且是对历史的尊重，对名家个人的尊重。
凡是在简化中，用同音字替代的，仍用繁体为宜，不能盲目简化。异体字也应遵循这一原则。如“洪异”不能简作“洪升”，“韩斡”不能简作“韩干”，“曾幾”不能简作“曾几”，“翁同稣”不能简作“翁同和”。
而且，我还认为，古今应该同一标准，不能古人一是非，今人一是非。鉴于此，“钱钟书”应写作“钱锺书”，并可类推简化为“钱锺书”。（雷智勇）
教材是怎样处理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使用的汉语文教材，应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这就是说，教材在用字方面，应该具有权威性和示范性。
那么，教材中的人名用字是怎样处理的呢？查2000年以前的语文教材，在沈括的《活板》一文中，出现了“毕昇”，“舁”是个异体字；在贾祖璋的《南州六月荔枝丹》一文中，出现了“文征明”，“征”是个简化
字。
2000年后推广的新教材（试验修订本）中“毕舁”改作“毕升”，“洪异”也作“洪升”，此外也出现了“钱钟书”，三字全是简化字。由此不难看出教材编写者的用字倾向。他们是不主张在人名中保留异体字或繁体字的。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在2002年4月版的高中《语文教学大纲》第12页上，“钱钟书”却作“钱锺书”。这是偶然的疏忽，还是有意的修正，不得而知。（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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