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文化契合：理论的趋同
理论的接受离不开发送者的作用，更离不开发送者和接受者之间的契合或视界融合。从发送者情况来看，翻译对等论在西方最热的时候是20世纪60年代，那时中国正经历“文革”的劫难，封闭的国门使它失去了东方意识形态的扶持。它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欧美仍然保持了一定的势头，直到80年代后期文化学派崛起才逐渐衰微。“文革”以后，中国学者大多在80年代之初走出国门，因此，他们大多吸取的就是当时在西方尚存一席之地的理论——翻译对等论，加上翻译对等论本身所具有的科学价值和奈达博士多次在中国的演讲，它率先进入中国视野正是内因和外因结合的必然结果。其次，中国接受者早已发现，翻译对等论与中国传统的翻译理论存在许多共同点，与中国接受者的“前理解”形成了“视界融合”。罗新璋曾指出对等论与中国翻译传统理论的“似”颇有相通之处，同时也具有“神似”论的一些缺点。他甚至认为，对等论主要强调对原著者负责，等效论强调对译文读者负责，神似论关注译者对艺术的责任。这三论结合，则为大妙。他认为中国传统译论中严复之“信、达、雅”和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都兼具这三种特色（罗新璋，1990）。言下之意，对等论早已包孕在中国传统译论之中。金陧先生认为，瞿秋白在1931年给鲁迅的信中就已提出了当时最为完整的等效概念：“翻译应该把原文的本意，完全正确地介绍给读者，使中国读者所得到的概念等于英俄日德法……读者从原文得来的概念。……为着保存原作的精神，并用不着容忍‘多少的不顺’，相反的，容忍着多少的‘不顺’，反而要多少地丧失原作的精神”（金陧，1989）。其中的读者观确实与等效论相通。更有甚者，秦洪武认为奈达对等论中的读者理念早在“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之中就可找到痕迹（秦洪武，1999）。由此可见，对等论确实与中国传统译论有着颇多相似或相容之处，因此，对等论一旦进入中国，立即就得到了广泛的呼应、趋同并引起了热烈的大讨论，并在研究范式上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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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亚舒·中国科学院救授、《中国科技翻译》主编、中国翻译协会副会长
非常实在、十分艰苦而又难能可贵的科学研究工作！说明作者具有坚实宽厚的理沦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专知知识，具有独立进行创造性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以及驾驭和分析大量复杂史料的能力。本书内容新颖，资料丰富，写作规范。层次分明，文笔流畅，论述清楚，说服力强，填补了我国翻泽研究的空白，具有创新价值。
——冯志伟·教宵部语言文字应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20世纪西方翻泽理沦在中国的接受史》是一幅精心勾画的历史画卷。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呕心呖血的学术追求。全书重点突出，梳理细致，条理清楚，分析和反思非常到位，填补了中国翻译研究的一项空白，其学术意义非常重大。
——王东风·中山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翻译学院常务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