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延国，湖南长沙人。教授，硕士生导师。湖南省翻译学会常务理事，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学会理事。曾担任长沙理工大学外语系主任，英汉语比较与翻译研究所所长，中南大学客座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先后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国语》、《现代外语》、《中国翻译》、《上海翻译》、香港中文大学《翻译学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香港《大公报》、《译林》、《钱钟书研究集刊》等刊物上发表文章（含译文）百余篇。有专著三部、译作一种行世。

    《翻译方圆》由“翻译理论”、“翻译批评”、“翻译实践”3个板块构成，文字粲然，话语精辟，堪供读者欣赏。关于翻译的理论问题研究，在最近30年来已经成了一门显学，其间新见迭出，众说纷纭，渐成系统。对于翻译理论的系统介绍和阐说的学术性专著也日渐增多。然而，郑延国先生的这部《翻译方圆》不仅条分缕析地对众家学说做了全面梳理和归纳，更对翻译作为学术和作为文化类型的要义提供了个人的真知灼见。所以，无论译坛耆宿还是译界新手，都可以从《翻译方圆》的系统知识中深化思想，推陈出新，若能如此，不亦乐乎？

    卷一  翻译理论
    卷首赘语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伴随翻译实践而产生的翻译理论，可以用“源远流长、学派纷呈”八字概而述之。
    中国的翻译理论产生的源头可以上溯到公元前的春秋时期。如孔子讲过这样两句话：一是“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可谓简矣”；二是“名从主人，物从中国”或日“号从中国，名从主人”。第一句话道出了翻译进行交际的重要作用。第二句话则说明了翻译事物名称应遵循的原则。显而易见，孔子的这些话完全可以视为中国翻译理论的萌芽。随后，在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前后的西学翻译当中，特别是在自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翻译研究当中，中国的译学理论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形成了自已的特色，已为世人瞩目。作为对翻译饶有兴趣的国人，理所当然应对这些理论进行认真的学习和研究。
    西方翻译理论产生的时间，较之于中国翻译理论产生的时间，大约要晚四五百年。但其发展的势头要比中国好。特别是在20世纪，西方翻译理论学派的产生更为迅猛，简直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尽管有人将这种现象讥之为“译界代有理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但笔者认为这些翻译流派的理论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恰如季羡林先生所云：“对西方当前流行的各种学术流派，不管你认为多么离奇荒诞，也必须加以研究，至少也应该了解其轮廓，不能简单地盲从或拒绝”。
    ……

卷一 翻译理论
（一）导论
（二）中国译学理论
（三）西方文艺学派译学理论
（四）语言学派译学理论
（五）哲学学派译学理论
（六）文化学派译学理论

卷二 翻译批评
（一）评论与赏析
（二）译人与译事

卷三 翻译实践
（一）散文编
（二）小说编
（三）《伊索寓言》选译
后记：结缘翻译三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