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通过考试遴选申请入学者在我国已有相当长的时间。“文化大革命”停止高考改用推荐的做法，不仅使大学教学无法正常进行，也使基础教育难以为继。1977年恢复高考制度是教育界拨乱反正的重要举措。它不仅改变了很多入的个人命运，而且使我们国家和民族得以复苏和新生。在当今和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社会诚信度和优质教育资源有限等多种原因，高考因其严密的规范程序和公开统一的标准应当是高校选拔新生的基本方法。 近年来，对于高考的批评之声越来越响。其中，有的涉及高考方案等宏观管理层面的问题，有的涉及诸如命题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等测量方面的技术问题，有的涉及评价方面的问题。为明显的莫过于对“分数决定论”的批评。由于种种原因和其他测量与评价的可行性问题，高考成绩对考生能否被高校录取，被怎样的高校录取起着决定性作用。以考生的分数为高校录取的少数标准，而道德修养、综合素质、个性特征、学术性向则被忽略。而且，唯考分是论的标准进一步扩展到其他领域，诸如评价考生学业的优劣、教师工作的勤惰、学校办学的业绩等等，大多系于考分的高低。 高考过分强调甄别作用对中学教育产生了深刻影响。按分数将学生进行排队，以考试成绩取代其他评价内容、评价手段等，对学生的发展造成了不良影响，不利于学生多样性、个性化的发展。产生这些问题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建立科学地评价中学教育、教学的体系，社会、政府对中学教育教学的评价仍然只看高考结果。自1990年起国家教委提出了建立高中毕业会考制度，该制度是评价学生是否达到合格高中毕业生标准的水平考试，有助于建立普通高中评价制度。然而，高中毕业会考制度实施的效果并不理想，未能实现良好的评价功能。因此，高考不仅承担着为高校选拔合格学生的功能，还承担着评价中学教育的功能。新课程背景下如何改革考试和评价制度，如何处理好高考与高中学业评价的关系问题，已经成为高考研究的重要课题。 为学生评定学习成绩，反馈课堂教学的信息，促使学生发展，是教育测量活动原始的动机。 高考是对基础教育成果的一种评价，高考对基础教育具有指挥棒作用，对在基础教育中推进素质教育具有导向作用。既然高考的指挥棒作用无法避免，我们就要考虑如何使这一“指挥棒”向积极的方向，也就是向素质教育的方向导引。目前为重要的是借助这一指挥棒为高中新课程的顺利推进保驾护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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