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价值观教育的合法性危机
一种对教化的敌意已经形成,这种敌意将精神活动的价值贬低为一种技术的能力,贬低为对最低限度上的粗陋生活的表达。这种态度是同这个星球上的技术化过程相关联的,也同一切民族中的个人生活与历史传统相脱节的过程相关联。这种现象尽管在其起源上是“西方的”,但就其意义和作用而言,却是普遍有效的。
——卡尔·雅斯贝尔斯
很多事物早就发生和存在着,却刚刚成为专门研究的对象,除了变迁的社会生活所给予的“激发”以外,还在于问题本身获得了一种理论自觉。然而,一个恰当视角的选取,常常决定着理论探究的方向和可能进展的深度。事实上,它是事物本身复杂性和深刻性的一种理论展开。因此,我们关涉的不仅是关于价值观教育的本质问题,而且是本质问题在其具体处境中的呈现,处境本身给难题带来了新的启示。人对自身处境的有价值的内省、反思和洞察,通常是在面临着挫折、意识到危机的自我觉醒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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