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向审视，“人”的比重随时消长。追溯交通手段单一的古代，“物”伴随“人”的移动而流通，“人”在文化传播中扮演主角；迨至商品经济及交通手段发达的近代，“物”逐渐摆脱“人”的束缚，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简言之，在各个时期的区域文化交流中，“人”与“物”的关系始终处于流动变化之中，两者不可等量观之。
    横向观察，“物”的类别因地而异。汉代以来中国丝绸向西传播，在东西方之间形成所谓的“丝绸之路”；古代东亚各国之间，因较早普及蚕桑技术，丝绸并非最主要的流通物资，而以汉字为媒介的书籍广为流布，形成一条往返环流的“书籍之路”。概言之，区域之间的文化传播，因地缘、历史、传统、风俗等而各具特色，其内容及形式不可能划一。
    “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均起源于中国，前者承载物质文明向西延展，后者挟裹精神文明往东传送，所到之处无不开花结果。时至今日，当我们追寻往古、探视东西，眼前呈现两种迥然有异的景观——丝绸早已化为过眼烟云，典籍依然伴有琅琅书声。

    世界各地的文明内质既然存在差异，文化交流的形式就不可能划一。当西方人坚信丝绸是从“羊毛树”上采集而来时，日本列岛的先民已经开始养蚕植桑，生产丝绸了。追溯中日古代历史，我们发现持续性的、大批量的丝绸交易未曾出现，其影响或许不及陶瓷。从根本上影响日本文明进程的，既不是丝绸也不是陶瓷，而是当时西方人大概不屑一顾的书籍。
    倡导“书籍之路”之用意，在于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意义、影响，均有别于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简而言之，中国与西域的交流，主要体现在以“丝绸”为代表的物质文明层面；而中国与日本的交流，则主要体现在以“书籍”为媒介的精神文明层面。前者虽然能暂时地、表面地、局部地装点某个地区的文明景观，但难以从根本上改变该地区的文明内质；后者则可以积淀在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成为该民族创造文明的源泉。
    本文试图从“书籍之路”角度切入，探讨鉴真僧团携往日本的书籍以及这些书籍对日本文化产生的影响。
    一、《大炎经》辨误
    鉴真东渡的结果，确实对日本文化形成深远影响；如果回归到出发点，鉴真所传播的中国文化，可以从他的携带品中窥取端倪。
    鉴真六次东渡中，留下比较完整携带物品清单的是第二次和第六次。唐天宝二年（743）四月，第一次东渡因新罗僧如海诬告而失败；同年十二月，鉴真率从僧十七名、工匠八十五人，再次从扬州出海。

序言
甲编 基调演讲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珂罗版之路的开拓者小林忠治郎

乙编 古代中日书籍交流
《坤元录》屏风诗
试论《明一传》与《七代记》
《因明论疏明灯抄》对汉籍的引用
“王仁献书说”探实
再论茶祖荣西像
关于来日僧西涧子昙

丙编 近代中日书籍交流
持渡书在中日书籍史上的意义
《游仙窟》回传中国考
把卧游之趣带给“幼童之辈”
江户时代的中国占卜术书之传播与马场信武
近代日本汉籍的流入
东文学社与《支那通史》及《东洋史要》
关于明治时期日本国内的汉籍流通
论清末日本监狱学书籍之译介

丁编 东亚书籍交流
从朝鲜书目看汉籍交流
明清册封使别集中所见琉球史料
中国、朝鲜、日本的咏史乐府
曲直濑养安院家与朝鲜本医书
《明心宝鉴》在越南的流播与影响
《文心雕龙》与《文赋》传入韩国时期考

戊编 图书版本研究
嘉业堂藏书的流布及其与日本的关系
台湾大学图书馆藏珍本日本汉籍之来源、特色与价值
长泽规矩也在版本学及印刷史领域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