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时间开始的地方
寒夜沉沉，风雨如晦。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外有侵凌的列强，内有腐朽的政府，下有民众的革命，形势动荡飘摇，云谲波诡。辛亥革命虽然摧毁了专制无能的清王朝，然而取而代之的却是袁世凯和北洋军阀政府，他们依循的是对外摇尾求媚、对内独裁的政策，甚至变本加厉地镇压革命运动，疯狂地捕杀革命群众。
黑云压城城欲摧。《新青年》创刊的1915年前后，中国政治及思想界陷入了极度的沉闷与彷徨。先有民主共和斗士宋教仁被暗杀于上海火车站，继之“二次革命”失败，后有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成立筹安会并复辟帝制。彼时，儒家倡导的“内圣外王”的人间秩序安排已经轰然倒塌，而新的社会规范和信仰还没有确立，人们忍受着人生意义的失落和社会政治的脱序所带来的渺茫，以及毫无希望可言的存在。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批经受欧风美雨熏陶的激进知识分子意识到，只有先进行思想革命才能挽中国于颓败之际，达到民主共和之理想。《新青年》正是适应这种社会普遍的需要而诞生的，它像黎明前的第一声雄鸡啼鸣，唱响了时代的最强音，引发了百家争鸣。
《新青年》吹响了向两千年来旧思想、旧文化进军的号角，聚集在《新青年》周围的同人们也都成了思想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先锋或旗手！从此，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欲救亡先启蒙
1915年6月的一天，太平洋上波涛汹涌，一艘客轮劈浪而行，一位西装革履的中年绅士倚舷而望，任凭急风吹乱一头青丝。茫茫水域，前不见村庄，后不见大陆，唯有思绪翻滚起伏，浩浩如江海。这个人就是后来被称为“思想界明星”、“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陈独秀。他正在从日本赶回上海的途中。
此前辛亥革命后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建立了，但动乱的局面远没有结束，民国只是块幌子，君权与神权影响依然根深蒂固。1913年陈焕章主编的《孔教会杂志》和康有为主编的《不忍》杂志先后一个月内在上海创刊，鼓吹三纲五常等旧道德、旧伦理。孔教会人士还上书参众两院，请定孔教为国教。
不久前，大总统袁世凯趁着夜色偷偷派出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前往日本使馆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于5月25日签成卖国协议。这激起了国人的抗议，全国教育联合会规定这天为国耻纪念日，各地纷纷出现反目、抵制日货的高潮。长沙一青年甚至不忍活在屈辱的国土上，以放弃生命的方式换回自由与尊严！国难未已，紧跟着中俄蒙协约签订，中国从此失去了对外蒙的统治权。
陈独秀在日本听到这些消息后，老革命党人的使命感使他再也坐立不住，他匆匆告别友人，打道回国，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建造共和、民主的道路。在陈独秀看来，要实现“共和政治”，首先得唤醒民众的国民意识和民主觉悟，因此必须从思想革命开始。正如章士钊所评：“仲甫为天生领袖，一决定事，不能动摇。”他既然确立“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便立即坚定地付诸于行。
陈独秀刚在上海法租界嵩山路落下脚，还没来得及掸去身上灰尘，就奔向了同乡好友、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处。陈独秀是来恳请汪孟邹帮忙的，这是他第二次跟汪商谈办杂志的事。
第一次是在1913年。其时，陈独秀在安庆参加讨袁“二次革命”失败，遭袁党通缉，隐居于上海，虽然一无身份职业，二无经济收入，一箪食、一瓢饮，处江湖之远，济世雄心却丝毫未动摇。辛亥革命后中国时局的变化，尤其是受“二次革命”失败的刺激，陈独秀也难免苦闷与彷徨，但他在苦闷中继续求索，在彷徨中反复思考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痛定思痛和深刻反省，他开始认为中国政治革命之所以失败，乃在于没有进行文化思想革命，救中国、建共和，首先得进行思想革命。
于是他想到办一份杂志，把杂志办成思想炸弹，把不合时宜、阻碍革命的旧观念、旧思想、旧文化炸得粉碎，建立新伦理、新道德、新文化的价值标准。他经常到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说：“只要十年、八年的工夫，一定会发生很大的影响。”
汪孟邹十分欣赏陈独秀的才华，早在1904年3月他资助陈独秀办《安徽俗话报》，小试牛刀就获得巨大成功。但当时亚东图书馆也是刚刚创立，实在没有余力办一份新杂志。不久，陈独秀受章士钊的邀请，赴日协助编辑《甲寅》杂志。于是，办杂志的事便不了了之。
事隔两年，陈独秀再次向汪孟邹提出请求，汪出于自己实力等多方面的考虑，把群益书社的老板陈子沛、陈子寿兄弟俩介绍给了陈独秀。陈氏兄弟听了陈独秀对新杂志的设想后，也想借助新刊物创建品牌，答应投资创办，每期编辑费和稿费为200元。
力于言、雄于事一直是陈独秀的个性，有了群益书社做后盾，他开始积极运作杂志事宜。首先，确定杂志名称。陈独秀认为杂志读者定位应为有知识、有志气的年轻人，因为当时政局动荡，钳制舆论、镇压革命的暴力有增无减，共和不可能短期实现，而年轻人是国家的未来，建立富强民主的新国家之希望自然落在了这一批人身上。
1900年，梁启超曾发表脍炙人口的《少年中国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梁启超振臂高呼，要中国独立富强，今日之责不在他人，而全在少年。这篇文章传播广泛，陈独秀也接受了这一思想。但是，1915年前，人们说到青年这个年龄阶段的人，还多用“少年”称之，“青年”是个新词，多在基督教青年会中使用。为了有别以往，开创一时风气，陈独秀遂将杂志命名为《青年杂志》。
就在《青年杂志》紧锣密鼓地筹办过程中，袁世凯授意之下的“筹安会”于1915年8月成立，图谋复辟帝制。这意味着袁世凯连“共和’’的招牌也不要了。一股强大的复古逆流淹没了革命党人流血牺牲争得的果实，人民大众的政治生活陷入漩沼之中。
1915年9月15日，启迪时代智慧的思想源泉——《青年杂志》问世，第一卷1号格调雅正的红色印刷刊名：中文“青年杂志”四字靠封面右侧，法文“LAJEUNESSE”则高悬正中，这是因为陈氏欣赏法国大革命带来民主，并在创刊号上发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号召以法国为榜样反对君主专制和军阀独裁；杂志封面正中是英国人安德鲁卡内基的头像，卡内基是“艰苦力行之成功者”的典型，刊内即撰有他的传记；封面上方为一排中国青年学生坐在长桌边，好像在聆听讲演。
甫一创刊，陈独秀撰写了有几分发刊词意味的《敬告青年》，满怀激情地讴歌：
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於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淘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夯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
此文不啻为向青年人发表的一篇宣言，不仅因为是创刊号的开篇而分量显赫，更因其挑战性而振聋发聩。《青年杂志》以“音年”为主题词意味着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但这里的青年不是旧青年，那么什么是新青年？陈独秀提出了六项标准：
一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二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三是进取的而非退隐的；四是世界的而非锁国的；五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六是科学的而非想象的。
这里科学与民主是检验一切政治、法律、伦理、学术，以及社会风俗、人们日常生活一言一行的唯一准绳，就如一根红线把这六项标准贯穿了起来。
陈独秀还在开卷中就以“本志编辑部”名义发表《社告》，宣告了刊物的宗旨：
国势陵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
陈独秀答复读者来信中明确说明：“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这也是《新青年》的纲领性文章，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后来刊物虽几经停停办办、阵地迁移，主编和撰稿人几多迭替，却都一脉相承了这一办刊宗旨。
《青年杂志》第一卷每号首篇均出自陈独秀之手，他陆续发表了《今日之教育方针》、《抵抗力》、《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九一六年》、《吾人最后之觉悟》等文章，抨击封建道德伦理秩序，唤醒民众的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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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陈鼓应
周为筠在民国期刊里，发现了一代人的心史。无数个面孔，无数个人生，无数个寓言在他的笔下展开。这个感性的世界背后的精神之谜诱惑着我们和他一起穿越，一起思考。他在一个丰富的载体里找到了我们曾经失去的梦，而今天有此类梦的人还有谁呢？
——鲁迅博物馆馆长、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孙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