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南都突发新闻反应系统
对于南都的日常新闻操作来说，2008年5月12日只是寻常的一天。
这一天值班的领导是常务副总编辑任天阳。“地震发生5分钟不到，各方面消息已经涌来。”任天阳说。
南方都市报的第一条讯息来自设在报社一楼大厅的呼叫中心。这个呼叫中心是南方都市报伸向全国各个新闻原发点的触须，全国的读者都有可能成为向南都提供新闻线索的人。
南方都市报从1997年1月1日出版日报起，一直开设有热线电话接受读者咨询、投诉，提供新闻线索。2001年8月专门成立呼叫中心，受理新闻线索、接受读者咨询和投诉。
经过多年的摸索，南都建立了一整套报料处理及运作制度，突发类及重要线索会第一时间上报新闻部门主管负责人处理。2003年4月25日“孙志刚事件”报道的新闻线索，就来源于呼叫中心的新闻报料。记者拿到新闻线索后，会立即进行核实，发现有新闻价值的就会长时间大投入地进行报道，而“孙志刚事件”的跟进报道直接导致施行了20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被废止。
在报料中心值班的记者肖海坤记得，5月12日下午2点半左右，报料中心的铃声大作，多个报料人都在大叫：地震了！
报料中心记录显示14点34分44秒，四川的余先生打了第一个报料电话：“大概两三分钟前，四川东部地区通江县发生地震，大概有五六级左右，估计没人员伤亡。”
第二个报料人是山西运城读者，第三个是在陕西西安工作的广州人，第四个是广州的市民……
“一时间感觉全国到处都地震了。”肖海坤说。地震当天，报料中心接到的相关报料共159条，报料人所在地包括四川、北京、重庆、河南、山西、陕西、湖南、湖北、安徽、甘肃、广东等地，其中四川、广东两省的报料最多。所有报料的时间间隔都在一分钟以内，甚至很多时候呼叫中心的多名同事同时在接听地震的报料。
南方都市报有一个制度，呼叫中心每天都有新闻中心广州新闻部社会新闻组的记者值班。他们的任务是守在呼叫中心，一旦有突发、灾难新闻发生，立即负责将讯息传递到部门领导，在瞬间的新闻判断之后，随时待命的突发记者即刻出发奔赴新闻现场。
那一天值班的人正是肖海坤，“怎么到处都地震？我一下就觉得事情重大，立即向部门领导汇总报料的情况”。
5月12日是星期一，按常规新闻中心广州新闻部两点半左右要开报题会，广州新闻部主任魏海波正在整理想在会上说的事。“这时我就听见有同事说广东地震了。”
魏海波的第一个行动，是核实报料。“从我的工作职责来讲，这个是和我直接相关的。如果广东地震了，作为广州新闻部，首先要去核实它是否是准确的。我马上就给呼叫中心打电话，问有没有类似的报料。我告诉呼叫中心和值班的突发组的同事，马上核实哪里发生了地震。这可能是我下的第一个指令。”
“如果真的发生地震我就要启动应急程序，因为报社有个规定，就是应急程序启动要知会值班领导。当我把这个弄完，很快就得到确切的消息，说是四川汶川发生地震。”
魏海波说的应急程序是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部应对广州本省紧急事件的一个应急程序，这个程序会在广东发生大的灾难、事故时启动，如天气灾害、城市交通等，主要执行这个程序的是广州新闻部下设的社会新闻组里的突发记者。而在此之前，就南方都市报整体来讲还没有一个报社层面的应急预案。
南方都市报的另一个部门——时事新闻中心深度新闻部周一下午的例会也将要开始。这个针对全国各地新闻进行深度报道的部门，其成员并不都在广州，他们的例会将在深度新闻部的内部QQ平台上进行。而在广州又正好没有出差的记者会在周一这一天到办公室里来参加例会。
深度部的主任陆晖听说汶川地震后，正在考虑是否派人前往。几个部门的人碰在了一起。
在这段时间里，肖海坤在安排突发组的记者核实报料情况。“我最早接到的工作指派，是负责广州新闻部记者采访的协调工作，第一时间找几名同事负责核实不同的内容，记者周皓连线全国各地的报料人了解各地的情况，张艳芬尝试采访四川大熊猫基地等关键单位，有的同事负责给成都的政府部门?打电话，一是试电话是否通，二是试图采访一些情况……同时，还要监控呼叫中心以及网络上的内容，把一些重要线索提供给同事，并落实采访。”
“当网络上出现有上千人身亡的消息后，我个人的判断是：死亡人数肯定过万，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发生的最惨烈的灾难！”魏海波说， “报社全部采编力量都要投进去。”
此时的魏海波在给他重庆的哥哥打电话。魏海波是成都人，或许来自四川的地震消息更牵动他，他发现他哥哥的电话不通，父亲和岳父的电话也不通，“我就说这次肯定是我在成都20年的生活体验中最大的一次。我就安排原先核实情况的几个突发的同事，跟他们说分门别类地给汶川县打电话，县政府、110、汶川的卧龙自然保护区，还有卧龙的几个宾馆，只要是能在114查得到的，全部打电话去问问发生了什么事。同时我就给我在成都的朋友、同学还有家里打电话，结果都打不通。这个最直接地告诉我事情非常非常重大。”
魏海波说在那一会的时间，不知拨出去多少个电话， “手指头都痛了”。派人吧，不管那么多啦！魏海波、陆晖和值班副总编任天阳碰在一起。
“我就临时开了一个会，决定从各个部门抽调人员，有庄慎之、魏海波、陆晖参与，庄慎之跟我是总指挥，成立(南方)都市报采访的总指挥部。”任天阳说。
南方都市报广州新闻的应急程序启动，南都数字报开始进行网上直播，搭建了内部QQ的地震工作平台。这个平台上加入了.时事新闻中心的各部门、编辑、南都数字报、奥一网和报社各层领导。这些部门和人员只要上网就可以及时交流信息和想法。
魏海波在地震工作平台上首先发出了两个问询消息：一是报社所有的采访部门有没有正好在四川出差的人，如果有的请立即联系他们，让他们想办法了解情况，并立即到地震发生地去采访；二是报社员工中所有四川籍的，马上想办法和家里人联系，让他们报告家里的情况。这些内容可以作为南都网和奥一网的直播内容。
除了肖海坤在不断地收集各方面更确切的消息外，深度部的记者贺信、鲍小东、谭人玮也在办公室设法了解确切消息。鲍小东在联系四川地震局，拨打成都的114，拨打成都周边一些城市的电话。贺信和谭人玮在频繁地刷新国家地震局的网站。贺信记得，在震后半小时内，国家地震局的网站一直没有发布有关消息。他是通过百度搜索、不断刷新，最后在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看到了消息，内容只有两句话，一是报告了震中位置，一是报告了震级。
“汶川发生7.8级地震了！”贺信激动、短促的句子，在办公室突然响起。他从网上最先获得了信息。“7.8级，所有人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鲍小东回忆说。
部门主任陆晖立即决定派贺信和鲍小东赶赴四川。
下午3点多钟，贺信就订好了两张5点多钟飞往宜宾的机票。因为成都以及周边的机场全部关闭，贺信选择了距离成都最近的宜宾机场。
“我那天上班，只带了手提电脑，其他的出差用品，一件也没带，包括衣服、钱、手机充电器、剃须刀等等，脚上穿的还是一双皮鞋，我知道这种采访，穿皮鞋肯定不行。但是为了赶飞机，我无法回家准备，只能拎着一台电脑出发，因为贺信随身带着银行卡，我们想到当地再买。”
在地震发生后半个小时，南都的记者已经从报社出发。
当贺信和鲍小东赶到机场后，发现由魏海波派出的广州新闻部的4名记者也到了机场，还没有买到机票。
广州飞往四川、重庆的很多航班都延误，或者取消，包括贺信订的飞往宜宾的航班。机场滞留的人很多，大家都在问询处询问飞机延误的消息。为了有更大的机会赶往成都，记者们商量分头去搜罗赶往成都附近的所有航班的机票。
只有一个飞往南充的航班还显示正常，而且只剩下一个座位。记者们商量这张机票让谁去，贺信说：“让给摄影记者吧，图像比文字更重要。”
这一判断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同意。孙涛——南都视觉中心的摄影记者，得到了这张唯一的机票。而其他5位记者只能购买飞往宜宾的机票。结果南充的飞机顺利起飞，宜宾的一再延误，到深夜10点多钟，航班干脆取消了。
接到采访指令的时候，孙涛正在医院做颈椎理疗，手机突然响起，摄影部主任潘劲松声音很急促：“去四川，一个县7级以上地震，快走！”孙涛的第一感觉是唐山地震的可怕，黑白影像在眼前一闪，下意识的话脱口而出：“那地方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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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报人 江艺平
南方都市报人的水平、追求和职业精神一向为我所崇敬。汶川地震大报道，正是南都报人价值的集中体现，值得新闻同业和研究者揣摩研读。
——《财经》主编 胡舒立
面对巨灾时代，每一个负责任有担当的媒体，都应像南方都市报一样，奉献出这样的一本书，来构建中国传媒共同体有关灾难报道的核心价值，总结灾难报道的实战策略，铸就我们“生命至上”的媒体之魂。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徐泓
风险社会中危机随时来袭。四川大地震是悲剧，也砥砺了优秀记者的灾难报道能力。本书就是一本灾难报道的兵法。
——著名学者 展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