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时间开始了
本年重点：
◎《中国青年报》复刊
◎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
◎《新闻联播》开播
◎思想解放大讨论
◎《文汇报》发表《伤痕》
◎“天安门事件”平反
破冰
如果要开始一场宏大叙事，目光不妨对准传媒。
这年一开始就有些不寻常。
先是1月1日。这天，中国三大媒体《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同时刊发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社论说：“一九七七年，世界上各种各样的人，包括我们的一些朋友和同志，也包括我们的敌人，都在密切注视着中国：在失去了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失去了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以后，在粉碎了‘四人帮’以后，中国会向何处去？”
往何处去？这是当时摆在人们面前最为严峻的问题。这篇占满《人民日报》当日头版的社论在经过大量的分析后，给出了答案：“坚冰已经打破，航路已经开通”，一个“光明的中国”马上就要到来。
接下来的日子，变得让我们熟知。是年3月，政协第五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当选为政协主席。上台后，他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等著名论断。
5月11日，一篇名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几经修改后在《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刊发。当日，新华社转发，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这被认为是当年最重要的政治宣言。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赞同者众，但也不乏斥其“砍旗”、“违反中央精神和反对毛泽东思想”。等讨伐之声。据称，作者胡福明在看到报纸后，回家对妻子说：“我已经有思想准备了，我准备要坐牢。”
不过胡福明并没有坐牢，而是成了这年不可越过的一个人物，虽然后来不断有人提出自己才是那篇文章的作者。但这恰好证明了民问的思潮涌动开始了，春天真的要来到了。
与此有关的是高考。虽然在此前的1977年，高考在部分地区得以恢复，但全国性高考的举行则在1978年。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1978年，全国高考有610万人报考，录取40．2万人。这些人成为“‘文革’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很多人甚至没有经过复习，就匆匆地从田野、车间、厂矿涌人了考场，继而走进了大学校园。
一切都显示，气候在变暖。
这年，离乡40年的李嘉诚受邀出席了天安门国庆典礼，邀请人是邓小平。动身北上，他给自己定了“八字戒律”——少出风头，不谈政治。
与邓小平一样在这年2月复出的还有荣毅仁，他当选为政协副主席。第二年，他创办了中信。
这年11月24日，安徽省风阳县小岗村实行了包产到户，18个农民打响了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一枪。
这年，吴仁宝、禹作敏、鲁冠球开始了创业。
这年的12月18日到22日，中国当代史上最重要的会议之一一中国共产党十_届三中全会召开了。这次会议的唯一议题是“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
至此，中国重新回到世界和平竞争的大舞台，“政治生活”已不再是中国老百姓的主要生存方式。
早春
中国传媒的变革也在这年展开，这种变革让新闻开始逐渐地回归到作为新闻的本质，并作为日后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部分留下了深深的时代烙印，极富“中国特色”。无论日后的新闻事业如何发展，但“基调”在1978年里就已经写就，甚至沿用至今。
1978年，深度报道成为20世纪美国新闻发展的一大趋势。
但中国媒体却没有这么幸运。在这之前的10年间，中国新闻事业遭到严重破坏，大多数报纸停办，最少的时候，1968年，全国只剩下42种省级以上的报纸，全国发行的报纸只有4种。中国新闻社除了口语广播记录新闻合并到新华社外，其他业务基本停止，国内分支机构全部撤销。
但早春的气息还是从媒体间最先传来。这年，作为中国第一媒体的《人民日报》每天都在向人们传递着新的消息。
吴晓波在《激荡三十年》中提到，这一年，《人民日报》上刊出的一则科学养猪的长篇报道，标题是“群众创造了加快养猪事业的经验”，这则新闻在柳传志的记忆里变成了“如何科学养牛”。其实，在1月10日的《人民日报》上面，还有一则《砸碎“紧箍咒”养猪能快上》的短评，无论是养猪还是养牛，都让柳传志兴奋不已。
“自打‘文化大革命’以来，报纸一登就全是革命、斗争或者是社论。在当时养鸡、种菜全被看成资本主义尾巴，是要被割掉的，而《人民日报》竟然刊登养牛的文章，气候真是要变了。”
这份报纸甚至在刊发对自己的批判，在这年的3月31日第三版上，它用五分之三的版面发表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叶春华所写的《揭批“四人帮”控制时期<人民日报>的反动编排》。并配发了编者按，“欢迎广大读者继续揭发批判”。
这年的《人民日报》刊出6版。在这新旧交替而又十分微妙的一年里，虽然报眼的位置还不时地出现毛泽东以及当时最高领袖华国锋的讲话，但已经不全是革命语录，比如1月5日，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在北京召开，这天报眼刊登的是毛主席语录“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
报纸已经明显地多了关于文化、科技方面的内容，这让看报纸来观察社会风向标的人兴奋不已。这时候，《人民日报》上除了一些政治新闻和理论文章外，还有一些体育比赛之类的简讯。
在这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有了《新彩色故事片——（熊迹）、（青春）》的介绍，同一版还有关于评剧的介绍和《红旗》杂志1978年第1期的内容摘要。
1月4日的《人民日报》第五版上，有了中国话剧团演出话剧《转折》的广告：“6日、7日、8日晚7：00在东方红剧场，5日上午9时售团体票及零票。”虽然这个广告只是占据了左下角很小的位置，但毕竟已经透露了一个信号：文艺生活来到了人们中间。 ．
在1月7日的报纸上，有了人民出版社的书讯。甚至北京图书馆开放中外图书的消息也出现在这天的报纸上，像《悲惨的世界》、《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书在以前作为“封资修”，借阅更是不可能。现在这则新闻出现在《人民日报》头版上面，“每天从清晨8点到晚上8点钟，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老教师、年青的中学生、技术人员和国家干部，络绎不绝地来到馆内。各个阅览室经常坐得满满的，有的读者中午也不休息”。在同一个版位上，还出现了一则《业余大学好》的新闻，说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创办以来，已经为全市厂矿企业培养出了各种技术人才5600多名，还完成了多项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项目。
与文艺类图书相比，科技图书占到了更大的篇幅。1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农业机械化”丛书、“农村科学实验”丛书占到了四分之一版的空间，介绍了耕作机械、农田基本建设机械、汽车维修以及与农林牧副渔等行业有关的一些基础知识。甚至由曲阜师范学院数学系公社数学组编写的《农村实用数学》也出现在“农村科学实验”丛书中，并且排在第一位。
2月3日，受胡耀邦指示，《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陈原的《驳所谓“三十年代黑店”论》。
陈原的这篇文章最初是其在1977年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的发言。后来发表在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上。
这篇文章打响了出版界关于三联书店问题拨乱反正的第一仗，对出版界解放思想、恢复和发展出版事业有重大意义。而文章能在党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在当时的文化出版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紧接着，2月4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叶圣陶的《批判“四人帮”摧残出版界编辑队伍的罪行》。文章把出版界列为受到“四人帮”残害的重灾区。
这年《人民日报》上首次出现了与电视机有关的漫画。到了7月，刊出了第一个广告。从10月开始，偶尔会刊登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预报。这时，《新闻联播》只有15分钟，下来就是体育或者《团结战斗的歌——介绍几首列宁喜爱的歌曲》一类的文化节目，还有《抓纲治国初见成效》一类的电视新闻专辑。运营变革
年末，《人民日报》等8家媒体联合给财政部打了一份报告。报告要求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经营方针，希望通过适度的自主经营获得一些经济收入，来弥补政府财政补贴之不足。
“企业化”、“经营”、“经济收入”等相当“资化”的词语在报告中频繁地出现。就是这些“资化”的企业管理方式以及“事业单位”的本质奠定了此后30年间媒体的运营轨迹。
虽然此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刚刚落幕，大会上国家领导人改革的呼声颇为高涨，但会后具体举措如何，形势并不明朗。这让财政部还是有点犹豫，再三斟酌，但最后还是特批了这份“大逆不道”的报告，理由是，媒介作为舆论的先导，应该挺立在改革的潮头，率先进行市场化改革。其实更直接的原因是，虽然此时全国仅有186家报纸，但财政部捉襟见肘的财政收入，仍然难以养活报业的一张张嘴。这种适度放松，实属“万般无奈”。
至于媒体如何市场化，财政部的官员们也难知其详。虽然改革之初就确立的“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模式延续至今，但已经越来越显得不合时宜。但在1978年，这还是促进了中国报业的飞速发展，从这条规定开始，关于传媒的种种尝试层出不穷。但也是这条规定中“事业单位”的本质和“企业化”的两元对立，让传媒在此后的30年发展中一直在戴着脚镣跳舞。
实际上，中国传媒一开始就是企业化经营的，甚至没有事业单位的属性，即使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如此。报业的企业化经营问题在1949年12月17日至26日召开的全国报纸经理会议上就曾经被再次提出。当时为了解决全国公私营报纸的纸张与赔耗问题，要求公营报业也实行企业化经营方针。会议上提出“必须把报纸作为生产事业来经营，逐步实行经济核算制”，这次会上还确立了“邮发合一”的方针，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中国的传媒人特别是报人们始料不及。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