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分社会运动家和激进文化评论者经常忽略的，是主流经济学概念／语言跟资本主义的排拒和剥削等现实，只是历史和偶然地拉在一起，两者并非是天然的一一对应关系。然而，这种忽略的结果，使保守的社会政治力量得以垄断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表述和翻译。
一个有趣的例子是近年有关合作社的讨论，在90年代后期的香港，失业率高涨，尤其是1998年的金融风暴，标志数十年来的高速经济扩张期的结束。1998 年，在“综援养懒人”的口号推波助澜下，香港政府试图透过采取“谴责受害者”的手段，建议大幅削减综合社会保障援助。处身这种缺乏工作机会和紧缩社会福利的环境，在别无选择情况下，工人被迫接受苛刻的工作条件和可耻的薪酬。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社会脉络，本地的工会和非政府组织尝试积极地寻找出路，以改善边缘劳工的生活。除了继续进行争取立法制订最低工资等传统斗争外，工会更直接地为失业工人，开办林林总总的再培训课程。可是，不是很多修毕课程的学员都可以找到理想的工作。事实上，再培训的工作被批评为只是协助政府拖延失业这棘手问题。对于那些关注劳工问题和对传统工会持批评立场的非政府组织而言，再培训课程只不过是把工人再次推入“资本主义的地狱”的手段而已。对于这些非政府组织来说，组织生产者合作社明显是一个较佳的选择，因为合作社不仅被视为可以制造就业机会，还可以培养各种不同于现行的资本主义的另类生活模式。因此，直接参与开拓合作社需要从事的、但以前却甚少沾手的商业活动，成为这类非政府组织的一项新的重大挑战。从零开始，他们一方面需要知识上的资源，另一方面则需要实际的参照框架。在这些需求带动下，几本具批判性、但流通量有限的期刊在90年代出版，主要介绍外国和本地的合作社运作经验，从而迅速地填补了这方_面的空白，并成为90年代末香港合作社运动的主要倡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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